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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丨滨海成陆始于何时

按语:滨海新区背依津京,东临渤海,南连齐鲁,北接幽燕,缘三北而连九州,通四海而客八方。滨海新区从哪里来?今天,我们探寻历史足迹,讲述这个城区的故事。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海退增速,黄河再次北侵,夺海河入海。一片神奇的土地从海里徐徐升起,大沽口地区逐渐变成了陆地。

大海不仅给我们奉献了广袤的土地,还给我们留下了见证历史的贝壳堤古海岸和牡蛎礁古海生物遗迹。贝壳堤是海底遗存的软体贝壳遗骸沉积,在海浪的作用之下堆成海脊,海退后形成海岸。

贝壳堤古海岸,就是天津沿海地区在退海过程中形成的四道贝壳堤古海岸中临海最近的海岸遗迹。它南接大港,向北经驴驹河、高沙岭、白沙头、大沽,跨海河经北塘、青坨子、蛏头沽,在绵延百里的沿海地区,尽显贝壳堤遗迹。从贝壳堤显露的剖面可以观察到深浅颜色相间的堆积层。浅色层中包含大量的贝壳,泥沙较少,深色层中的贝壳较少,泥沙相对较多,这反映了不同时期海潮运动的强弱、陆地泥沙冲击量的大小,反映了气候的变化,甚至于旱涝情况的演变。

牡蛎礁是与贝亮堤同期的古海生软体动物遗存。在滨海湖(黄港二库)发现的礁体面积达五万平方米的牡蛎礁遗存,礁体厚度达2.1米,其中长重蛎个体可达50厘米。如此硕大的牡蛎个体集聚同一地区,实属罕见,令人惊叹!而规模的巨大,更是前所未有。目前尚未有任何同类遗存能与它相比。

贝壳堤、牡蛎礁,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存,是环境变迁的真实记录。

滨海成陆,为滨海人文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初(1206年前后),来自山东、河北的开拓者,陆续沿海河、蓟运河来到滨海这片“斥卤之地”安家,他们在贝壳堤上用芦苇、泥土垒起原始的茅屋以避风寒。先民们以渔为生,以盐为业,生活、生产、繁衍、生息,开辟了自己的家园,创造了塘沽的初始文化。

远在唐代,大沽口海域就成了海上漕运的必经之路。杜甫在〈昔游》一诗中写到:“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在《后出塞》中又写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充分反映了当时南粮北调,海上漕运浩浩荡荡的漕船,扬帆破浪,云集大沽口入军粮城海口,溯海河入渔阳的壮观景象。

元初到至元十三年( 1276年),京杭大运河淤塞不畅,兴海上漕运。漕船由崇明岛沿海北上,经大沽口入海河,将粮转至大都,以解北方缺粮之意。至清代,康熙皇帝为解盛京、锦州一带粮荒,派船队由大沽北上,迅速缓解了辽东灾情。此后,大沽至辽东商路日盛,大沽则出现众多大小船队来往于海上。几百年间的漕运,使大沽口帆樯林立,大沽商贾云集,成了海滨重镇。

滨海地区百里滩涂得天独厚。滨海人从原始的煮盐开始,到“易煮为晒”,是制盐工艺的飞跃,以至元代长芦盐场丰财场的海盐生产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至清代,丰财场盐业收入为清廷内务府所有。海盐成为这里的一大产业。

经济的发展,使地方文化大兴,至清代已有大沽海神庙、潮音寺等庙宇十余座,潮音寺至今香火不断。而处于北塘河口的北塘,凭借悠久的文化积淀,也曾有八座庙宇分布于此。

始建于明代的大沽海神庙,由于康熙东巡得以重修。重修后的海神庙可谓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先后亲临巡幸海神庙,又多次修缮,曾盛极一时,成为津东第一皇家大庙。

大沽海神庙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遣使臣马戛尔尼来华为乾隆祝寿,英国使团船队经一年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8月5日驶入大沽口。乾隆钦令将大沽海神庙修缮作为英使公馆,并派大臣在海神庙迎接并犒赏英国使团。使团登岸后,先到大沽海神庙拜会了直隶总督梁肯堂。经过几天的休整,又在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天津道道员乔人杰的陪同下,换乘快艇,进入天津。开中英在北方外交之先河。

为防倭寇,自明代在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设置铜铁大炮。在北塘河口两岸建炮台两座,称为“北塘双垒”。

清初,大沽口增兵驻防,设水师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复设水师,翌年建大沽口南、北炮台。后经历年修建,防务体系日渐完备,大沽于是成为海防重镇。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以卑劣的手段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在北方,鸦片从大沽口流入华北,天津成为鸦片市场的集散地。当时,天津“烟馆则随处皆有”。道光皇帝令直隶总督琦善在大沽口缴烟,仅从“金广兴”号船上就缴获夹带鸦片82袋,计131536两,并起获烟枪107根。

翌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攻虎门受挫,转而北上,陈兵大沽口,企图以武力胁迫清政府。清政府命琦善在大沽口谈判,英军因气候、疾病等原因南返,乘机侵占香港,而清政府却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沽口炮台裁兵减员,炮台设施也因年久失修,丧失了战斗力。清咸丰六年( 1856年),英帝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法国加入。咸丰八年( 1858年),英法以交涉修订《南京条约》为由,派军舰驶抵大沽口,炮轰大沽口炮台。陈旧不堪的大沽口炮台不堪一击,直隶总督谭廷襄临阵逃跑。英法联军第一次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北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换文本,由英国特使和舰队司令贺布率舰队执意从大沽口登陆,武装护送特使进京,蓄意挑起战端。此时在僧格林沁率领下修复的大沽口南北炮台,已今非昔比。当21艘敌舰侵入拦江沙、8艘舰船借风雨大潮闯人内河时,大沽口炮台立即开炮轰击,痛击侵略者。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击沉联军舰船4艘,其余被击伤退出大沽口,清军大捷。战斗中,史荣椿、龙汝元等官兵为国捐躯。为告慰烈士忠魂,清政府在于家堡建立了“双忠祠”。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进犯大沽口进行报复。因僧格林沁放弃北塘炮台的防守,使联军在北塘登陆。面对装备先进的英法联军,清军骑兵英勇迎战,几乎全军覆没。联军陷新河、克塘沽,直逼石头缝炮台。炮台遭到前后夹击,清军被迫退守。联军相继攻陷津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1900年,“庚子事件”爆发,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西方侵华势力。八国联军借剿灭义和团为名,入侵中国,大沽口烽烟再次燃起。大沽军民奋勇抵抗,用血肉之躯捍卫国土。最终,大沽口炮台失陷,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炮台被全部拆毁。

近代,清政府兴办洋务。北洋大臣李鸿章选址大沽口海神庙,购地110亩,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二十年间,共修船七十余艘,造船145艘。后来又开始制造“大沽造”枪械武器,享誉军界。同时还兴修铁路,延伸至海口。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

辛亥革命后,以范旭东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以工业救国为宗旨,在这片盐碱滩上,创建“水利”、“久大”等民族化工企业,成为中国化工先驱,“红三角”牌纯碱驰名中外。其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家民办化工科研机构。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登陆滨海地区,人民饱受欺凌。“日本大院”、“劳工营”、万人坑”,留下了日寇杀戮中国人的罪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滨海人民与全国军民一道,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解放后,沽口百废俱兴,滨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解放初期,大沽口航道淤浅,码头上设备损毁严重,新港一度成为“死港”。经过努力,1952年新港重新开港,滨海人民真正成为港口的主人。

由于海河受渤海潮汐的影响,涨潮时汹涌咸涩的海水直灌至三岔河口,使河水变咸,海河两岸农田灌溉受到影响。区政府将兴修防洪水利工程与根治海河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建在海河干流入海口的海河防潮闸、海河渔船闸、新港渔船闸,实现了使海河咸淡分离、清浊分流的目的,成为海河水利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河防潮闸

新港船闸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连年的严重旱情,导致海河水变咸,工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用水面临困难。滨海人民自力更生,愚公移山,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建成了“黄港一库”、“黄港二库”和“北塘水库”等平原水库解决了生产生活自备水源。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滨海。勤劳勇敢的滨海人民在灾害面前不低头,抗震救灾,建设家园,城市面貌逐年发生变化,一座新型港口城区建设起来。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滨海地区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供水又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按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开始建设“引滦入塘”工程。1984年11月28日,历经八个月的艰苦施工,引滦工程提前通水,人民从此结束了喝咸苦水的历史。

1994年,天津市首次正式提出“滨海新区”概念,成立并不断做实管理机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为天津市地方发展战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将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走过历史的风雨沧桑,跨过岁月的峰峦叠嶂,

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新的目标,

滨海新区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毅力,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加快推进繁荣宜居智慧新城建设。

(来源:综合滨海新区纪委监委、滨海新区博物馆、《沽口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