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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 | 梁启超家风:一生家国梦 几代赤子心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旧居-饮冰室侧面全景

梁启超有9个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其他6位也都是各自领域十分杰出的人才,他们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西点军校毕业的梁思忠、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军人梁思宁。

满门俊秀

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他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汇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孩子们不仅沿袭了父亲的爱国思想和治学态度,而且保持了“爱国、务实、上进、勤俭”的家风,研究和学习梁启超的家风,对于当代的家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爱国

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他常常和子女们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并时时告诫他们德育是做人的根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充满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志长大要报效祖国。虽然梁氏子女大多数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但是学成之后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国籍,纷纷回国将满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在四川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二人疾病缠身,梁思成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高薪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他们都一一拒绝了,梁思成夫妇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启超认为科学可以救国,生前一直遗憾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在他去世后,小儿子梁思礼实现了他的遗愿。梁思礼在美国读书期间,完全靠自己勤工俭学苦读了8年,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发奋图强,获博士学位,一心效法父亲,立志要工业救国振兴中华。1949年正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参与建设新中国是他渴望已久的愿望。他毅然和五姐梁思懿全家回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担任很多重要工作。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始终兢兢业业工作,无私奉献自己的才智,他和所有的航天专家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在这一先进的科学领域里埋头耕耘着,他们对祖国贡献之大是难以度量的。

务实

梁启超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曾说过“上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求文凭!”他认为,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要“务实”,不应该拘泥于培养多少徒有虚名的博士、学士,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上。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期间,想回国实习并收集一些中国野外的资料,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回答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并安排他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在清华园工作的一年,梁思永整理了清华所收藏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于1926年挖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片,并写成英文专刊,一个20出头的年轻学生在一年的时间里以务实作风做出这么多成果受到同仁高度赞赏。1930年梁思永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工作,尽管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一生都奔波在野外考古工作一线。1950年,已病卧在床的梁思永,仍以满腔热情躺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由他草拟的考古学研究的长远规划,成为后来考古所长远规划的得力蓝本,这是梁思永以他务实的作风留给中国考古学的又一份珍贵遗产。

上进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育,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遵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很显然,梁家的家教,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梁启超六岁的时候,有一次说了谎话,他的母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她命梁启超跪在地上“力鞭十数”,警告跪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他的母亲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皆由此产生。这一次的教训给年幼的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痛悔不已,将此事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勤俭

勤俭是梁启超的家风之一。梁启超曾在他父亲去世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哀启》一文,在这篇事实的祭文中,他把父亲描绘为一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更显得十分严肃。他处处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社会办事。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他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朴素的家风。

饮冰室书斋一楼大厅

梁启超继承了父亲的勤俭作风,并将此家风传承给子女。他曾经在给子女的信中,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

梁家“爱国、务实、上进、勤俭”的家风世代相传,很自然地养成了他们淳朴、进取的本质。梁氏一门,九朵奇葩,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梁启超从祖父和父母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扩展了他的眼界和心胸,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他以此对他的子女进行悉心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来源:河北区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