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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跌倒了才意识到……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程,我很早就从南开大学选拔到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成为一名副局级干部,后虽几经岗位调整,但一生都在干教育、做党务。在天津理工大学工作的十年,客观说最初我也干了大量工作,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居功自傲,认为“组织不用是关系不到位”,既然组织不用,我就安排自己的生活吧。我反思自己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是在自己提拔无望前途黯淡开始的,进步动力一旦没有了,思想防线就松动了,党性意识也无存了。

首先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我彻彻底底忘掉了角色意识,崇尚“能人”政治,不相信组织力量,十八大以来在公开与私下场合说话极其随意,甚至信口开河,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视为儿戏,在群众中给党组织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私下里我求神拜佛以此填补信仰缺失的空虚。我开始信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信奉所谓官场“潜规则”,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党委书记角色意识丧失殆尽。

第二,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了,入党誓词忘掉了,把安排好自己个人生活看成人生主要目标,我随波逐流,放纵欲望。一方面我利用担任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的职权,不断索要学校老师画作,另一方面我频繁与社会上的商人朋友来往,用手中权力,在招生、转专业、教师招聘、学生找工作方面为人家办事,收受人家的礼品礼金,开始跟人家吃喝,与人家称兄道弟,在众人拥捧中我飘飘然,找到了当“老大”的感觉,时间一久,这种享乐奢靡成为习惯,一周不吃就觉得缺点什么,什么地方好玩就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好吃就变着法去找。欺骗组织,将因私护照留在手中,私自出国(境)游玩,每到大学寒暑假,没放假就早早安排好旅游计划,国内外到处游山玩水,外出行踪从来不向组织报告。每到周末都早早约上一些朋友,安排好聚会场所,在奢靡享乐的浸染下,各种低级趣味也都成了自己放纵欲望的不二追求。

第三,四种心态支配了我,一是“不平衡”心态,总是与人家比,我觉得自己毕竟也是个局级干部,就那么点钱还算什么事,帮人办点事收点好处甚至心安理得。二是“小节无碍”心态,自己时常觉得不就是吃点喝点嘛,逢年过节人家送些节礼、购物卡都觉得理所当然,似乎社会风气都是这样,在思想上从来没有重视起来,现在想起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看中我的权力和位置,这笔“人情债”、“经济账”是一定要还的。三是“侥幸”心理,我总觉得干部这么多,谁没一点事,怎么组织就和我过不去?我如果早就猛醒,早早找到领导和市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也许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四是快退休了,想利用这两年把未来生活安排好。我思想上的滑坡虽然多年前就开始了,但这两年爆发得更集中更彻底。我犯的很多错误集中在这两年,这与我快退休了有关,开始安排退休生活了。

对照党章、《纪律处分条例》,我真切感受到角色错位的后果,我重温入党誓词,如醍醐灌顶一般,我与党章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安排,自己的小生活,哪里谈得上为党和人民牺牲?连奉献都谈不上,只是利用职权不停地索取。我跌了大跤才开始意识到理想信念多重要啊!我是一个“两面人”,其实我给学生讲“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也时常动容,怎么在自己私生活中就完全无意识了呢!

现在想想我缺乏的就是对“信念”的坚守,对党的无悔忠诚。我过去把杨善洲、焦裕禄看做“圣人”,认为这根本就学不来,现在想想自己,我不仅没有践行他们的足迹,就连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底线都没有守住,精神上一泻千里,“在党不为党,在党不忧党,在党不言党”。把过去对党的深厚感情演化成了随波逐流,坚守尽失。(摘自武红军忏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