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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教子:守耕读 尽职分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发布日期: 2017-10-31 15:09 [打印]

  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清廷自定鼎中原以后,为笼络士人之心,力倡科举取士,一时士人多夤缘攀附。但在浙江桐乡清风里杨园村的一处僻静之宅,隐居着一位“不合时宜”的理学名儒——张履祥。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之为“杨园先生”。入清后,他便决意放弃仕途。

  张履祥老来得子,四十七岁时,他的长子维恭出生;五十一岁时,他的次子与敬出生。自此,张履祥更置身于场屋之外,终日以课子著述为事,小庐陋巷,往往书声不绝。由于疾病萦身,他对于两位爱子,深恐来不及亲诲,所以在课读之暇,他写作了《训子语》数篇,希望能借此垂教于后世子孙。

  固守农士家风

  在《训子语》中,张履祥说:“子孙只守农士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意思是,教导他的子弟要勤于务农,只有如此,才是保世承家之本。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业。士居四民之首,地位最尊。然而,作为一代理学名儒的张履祥,为什么不教导其子弟“从士”,而偏偏要“劝农”呢?

  当时,许多士人对“务农”十分轻视,他们纷纷弃农而竞相参加科举考试,试图以此走上富贵通达之途。再加之务农多艰辛,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一年忙下来,还要缴纳地租,服劳役。即使在丰收之年,也所剩无几。有些人甚至生活不能自给,需要靠借贷度日。于是,“以耕为耻”的观念在士人之中根深蒂固。

  但张履祥对勤于稼穑却有着另外一种理解。他认为,人立于世,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至丧其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谨慎地选择一项事业,只是随波逐流,最终会使他丧失理想和志向。他认为,进入仕途固然拥有了权贵,但当时的官场斗争尖锐,身败名裂者不在少数;而商人虽然能握有丰资,但富贵贫贱,不过一时的机遇,自有定数,“非但子孙再世将不可问,身命之不保者众矣”。

  与士、商的无常形成对照的是,务农虽艰辛,所剩结余也有限,但凭此却能“养生送死,思无越畔,世世恒于斯”。于是,张履祥主张惟有实业立身,方可久行于世。他劝告子弟要勤于稼穑,懂得其中的辛苦,并以汉代举“孝悌力田科”为例,证明“力田”乃实学,自古以来就多被倡导。张履祥从小就培养子孙的“爱农”意识,可使其“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忧,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从根本上来说,他劝诫子弟“务农”,实际上是要借此历练心智尚未成熟的子弟,使其祛除堕怠与虚荣之心,从小养成勤劳的习惯,这才是立身保家的根本之道。

  耕读不可偏废

  在张履祥看来,勤于耕作只是立身的一个前提,不可整日仅仅从事于务农。他对子孙说:“然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张履祥教育他的儿子在务农的基础上,还要读书,“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在他看来,耕与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读书而不去耕作,则衣食堪忧;只耕作而束书不观,则难明大义。

  耕读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非易事。为此,张履祥反复告诫其后代耕读二事不可虚而无实:“又不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耕焉而田畴就芜,读焉而诗书义塞。”耕田要身体力行,勤于劳作,这样田地才不会荒芜;读书不仅仅是背诵字句,更要知晓其中的义理。“力耕”“力学”也是古人立身行事的法门,“天之生人,俱有心思智虑,俱有耳目手足,苟能尽力从事,何患恒心或失而世业弗永乎?”

  其实,张履祥的“耕读自守”也是针对时人缺乏独立的进取精神有感而发的。当时许多人一旦攀附权贵后,便骄奢无度,恣意妄为;而一旦稍有失意,则又妄自菲薄,怨天尤人。所以,张履祥谆谆告诫子孙,“唯能守耕读,能尽职分,然后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方可造此”。可见,张履祥的“耕读自守”,并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求志、行义、达道。

  他还曾将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事迹作为典范来教育子孙。他说,诸葛亮在南阳隐居耕读,表面上看是不求闻达,实际上则是胸有诗书而待贤主启用。诸葛亮的耕读,是其自立而不苟且于权贵的高尚品质,“此古人进退所以绰绰余裕也”。

  圣贤之书传家

  清初江浙地区逐渐由战乱转向承平,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富商巨贾云集于都市之中,社会风气也愈加浇薄。这样的环境对读书人价值观的影响很大,许多人看到官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因科举失败而饥寒交迫;一些官宦富贵子弟,虽读诗书,但多有败行,“遂以归咎读书”。当时的江南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读书无用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履祥提出:“古人为家惟尚礼义,今人为家惟尚货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些人所读之书不过是形式僵化的科举时文,并非修身养性之书。对此,他主张应当教育子孙多读圣贤之书。

  张履祥更是鲜明地指出,人若洁身自爱,惟有读圣贤书;若爱及其子女,也惟有教其读圣贤书。古之圣贤,皆是品格高尚的人,其所著之书,也都是这些圣人思想的精华,蕴藏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因此,读圣贤之书“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贤”。若不令子孙读书而任其性情,难免会沾染时俗流弊,则人伦义理不能通晓,“有亲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尤其对于那些原本天资聪颖的子弟,若不以圣贤之书加以有效诱导,反而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心思黠诈。张履祥深刻地认识到:“一世废学,不知几世方能复之,足为寒心。”

  那么,究竟何为圣贤之书?张履祥认为程朱理学之书即圣贤之书。但对于孩童而言,尚不能完全理解其大义。他主张先从朱熹的《小学》一书入手,该书从教导儿童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循序渐进地再到教授他们礼义诗书之文,最终使其明人伦纲常之大义。张履祥说,“果能笃信此书而服行之,虽为农夫,足有君子之行矣”。

  在父亲的亲自授课和谆谆教诲下,张履祥的两个儿子维恭和与敬从小“书声不绝”,勤于劳作,远离世族权贵,洁身自爱,潜心研学程朱理学。在张履祥辞世三十年后,清代著名文学家汪森曾称赞张履祥所作《训子语》于一切人情事理,阐述精核,“非独先生之子当遵而不失,即凡为子者,皆可作座右铭也”。(李立民)

  卜宪群点评

  相传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礼仪遗失了,可以到民间去寻找。非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可以找到失去的礼仪,是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庙堂之上的黄钟大吕,也有赖于乡间牧笛。我国历史上耕读并重的思想意识,正是保存文化传统的一条重要途径。耕读并重的文化传统是我国历史特点决定的。这一传统意识既把务农视为普通人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又强调读书明礼,步入仕途以求家族的绵延长久。

  张履祥生逢明末清初的动荡之世,既目睹了明末的腐败世风,又拒绝接纳新的清王朝,故以耕读并重的文化传统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懂怠惰奢靡之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训子语》中关于耕与读辩证关系的分析,彰显出一位理学家的智慧与才华。(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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