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全面从严治党②：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把制度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和部署，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进一步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2016年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一年，其鲜明特征即是制度治党，彰显制度的治党效应。依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密集出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发力，一系列具有基本性、关键性、标志性的法规制度相继问世，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制度治党的“快车道”。而2016年则代表着制度治党的成熟期，若干最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相继制定出台或正式施行，这在党的发展历史上是少有的。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制度建设提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高度，重视制度的治党功能。在理论上，制度治党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制度的制定，包括制度的设计思路和整体规划；二是制度的执行，执行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制定。2016年制度治党之所以说是“成熟”，其关键在于日益成熟的执政理念孕育出更加成熟的管党治党模式，制度治党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制度治党从政治承诺递进成政治部署、再释放出治党成效。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制度治党思路、原则以及要求更加明确。早在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55项具体制度的建设任务。根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制度治党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要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看哪些经过实践检验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哪些可以进一步完善并上升为制度规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哪些需要结合新的情况继续深化。这说明，制度治党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制度治党的生命力在于既来自现实拷问和实践发展，要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也来自历史传承和执政经验，要继承和汲取一切优秀的政党政治成果，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优势，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和水平。

从推进进程角度看，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越扎越密，充分体现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在监督方面，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提出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为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提供制度依据。在执纪方面，正式施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六大纪律”体系，明确执纪的重点和方向，开列负面清单，划出行为底线。在问责方面，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对象和结果以及6种问责情形，强调实行终身问责和曝光典型问题。这些党内法规制度之间相互呼应、相互配套，把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规范贯通起来。至此，监督、执纪、问责有了新的制度依托，制度治党不再是一句空话。

从落实执行角度看，重在唤醒管党治党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显现制度治党威力。根据制度治党要求，有权必有责，失责必问责，所有党组织都有管党治党责任，要求细化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依观察，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同时，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各级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党内法规制度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出台一系列实施制度。制度治党深深地嵌入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体系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体系。为了保证制度执行，在推进基本性制度建设的同时，推进程序性制度建设，对监督、执纪、问责等提出程序性要求，要求完善执纪审查的工作规范。所有这一切，都在2016年成为一个个工作亮点。

制度治党永远在路上。制度治党实现了面向现实与谋划未来的有机统一，反映了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新的管党治党工作布局，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新的政治保证。（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