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碑不灭——《开封府题名记》碑里的人和事

《开封府题名记》碑现存于开封市博物馆，是目前我国发现时间较早、记载人名最多的地方官员题名记碑，也是开封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厚24厘米。碑额篆刻“开封府题名记”六字，碑文为楷书，共21行。该碑内容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146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名录，共计183人次。

纵览《开封府题名记》碑，其中有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他们在没有即位之前，都担任过开封府尹；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名列其中，如范仲淹、蔡襄、包拯、欧阳修等。

《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修人防工事，石碑被撂在大街上。直到1971年，它被运回开封市博物馆收藏。1990年，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北宋时期，为强化吏治，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各级官厅各立本厅历任官员题名碑，记录官员姓名、官职、到任和离任日期。这种“题名”制度在西晋时就已经出现，到了北宋更为盛行。宋人苏颂说：“府寺题名，所以记初拜职者官秩、名氏暨临莅之岁月，盖有司荣事任而惊位著也。”苏颂的话，言简意赅，一是道出了题名使为官者有一种荣誉感，二是提醒他们在荣誉感之后更要有一种责任感。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说，题名记可使众人“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对贪渎者，老百姓指名唾骂；对尽责者，老百姓指名褒奖，题名记也是一种道德教化的方式。

当时的开封府号称“天府”或“京府”，宋廷对其长官的选拔尤为慎重。但纵观历任开封府长官，真正做得好的只是少数。因为开封府是官僚、猾吏、宗室、商人等角逐各自利益的重镇，开封府长官夹置其间，裁量甚难，因此其任期都不长，像走马灯一样，很多人只有几个月，更甚者只有几天。

不过，也有做得好的开封府尹或开封知府（开封府尹不常设，一般由宋朝宗室兼任，其他人担任此职称开封知府）。元代诗人王恽在瞻仰了《开封府题名记》碑后写道：“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王恽看到石碑时，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把世上的贪官污吏比作院中柏树上盘旋飞舞的乌鸦，即使在千百年之后，其正气“霜威”，仍能予以震慑。

当站在这座碑前，看到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时，会情不自禁想起他们的丰功伟绩，生出崇敬之情。他们都有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品格，都有忧国忧民、先人后己的情怀，所以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开封府的历史上，受到世代百姓的敬仰。

忧国忧民的范仲淹

范仲淹，《开封府题名记》碑中第五十四任知府。提起他，我们都会想起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那耳熟能详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直言忠谏，他在朝时，曾因为与宰相、宦官等权奸作斗争，数次遭到贬黜。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师，任开封知府。他在任期内大力整顿京城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开封府“肃然称治”。

纵观范仲淹一生，他忧国忧民，在布衣为名士，在文场为大家，在学堂为益师，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名将，在庙堂为良相，一生出将入相，身体力行，勤政爱民，刚正廉洁。

史家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金人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抚今追昔，令人慨叹良多。范仲淹直言忠谏的风骨人品和造福一方的人生境界所达到的人格高度，让今天的一些蝇营狗苟的官场中人对镜而视，肯定会自惭形秽。

一身正气的蔡襄

蔡襄，《开封府题名记》碑中第八十八任知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虽任期不满一年，但在短时间内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

据文献记载，蔡襄权知开封府期间，以奏请仁宗整顿“宫市”一事影响最大。“宫市”是北宋宫廷派人到市场采购物资的一种制度，目的是保证宫廷的物资供应，但担负采办之事的宦官却往往借机敲诈商户，令商户苦不堪言。蔡襄上任第四个月，针对“宫市”之弊，上言建议今后采办宫廷所需物资不得赊账，“务以见钱市之”，此前所赊款项也必须一一还清。蔡襄的建议得到仁宗采纳，杜绝了“宫市”之弊，可谓是一项得力的措施。

蔡襄为官三十七载，始终一心为民、不徇私情，后人称其“一身藏正气，两袖重清风”。蔡襄去世后，欧阳修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朱熹对蔡襄也做出了“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的赞誉。

铁面无私的包拯

包拯，《开封府题名记》碑中第九十三任知府。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知府生涯中，他大力改革诉讼制度以方便民众，公开拆毁官宦豪族侵占惠民河修建的花园亭榭、消除水患。他刚正不阿，不通关节，民谚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说。《宋史》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据史料记载，北宋百姓到衙门告状很难，有原告不能直接进入公堂的惯例，其状纸要由守门的差役转递。要想万无一失，只有用钱贿赂差役。包拯上任后，他命属下将府衙正门大开，告状者可以直接登堂，任何人不得阻拦。《包公墓志铭》说自此之后，“民得自趋至尹前，无复隔阂”。

包拯在权知开封府期间铁面无私，政绩显赫。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题名记碑上竟然找不到他的名字，在本该是包拯名字的位置上，残存的字迹却十分模糊：能够辨别的只有“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字样。由宋入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解开了这个谜团，“独包孝肃公（包拯谥号为孝肃），姓名常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原来，老百姓在看《开封府题名记》碑时，因为心怀对包公的敬仰和怀念，便在包公的名字上亲切抚摸，久而久之，竟然将包公的名字磨掉了，只留下发亮的凹痕。这就是包公受百姓爱戴的历史佐证。包公其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民心烛照，足以激发后代官吏勤修德政。

不计进退的欧阳修

欧阳修，《开封府题名记》碑中第九十四任知府。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欧阳修继包拯之后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包拯的作风是“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而欧阳修的作风则是“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民安其不扰”，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历史上因此有“包严欧宽”的说法。

北宋仁宗年间（1022-1063年），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欧阳修为其鸣不平，没想到自己也被贬了。后来，范仲淹重新得到任用，提出要拔擢欧阳修，但欧阳修却决然而拒，并说：“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欧阳修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不慕高官、公私分明的高尚节操。

欧阳修入仕四十年，深得百姓敬爱，由于其忠直敢言致三次遭贬。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计个人得失，在进退之间，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这在一个争权夺势、追名逐利的社会中，确实难能可贵，其高风亮节，令人叹服。

留名于《开封府题名记》183任官员，以及他们断狱行权的那座辉煌的府第，甚至当时那座堪称世界第一的大都市，都被埋在了地下。而《开封府题名记》碑竟奇迹般幸存下来，成为一座过往的繁华都城所余无几的华丽余光，附于其上的所有文字、所有划痕都弥足珍贵。

当人们矗立于碑前，会满怀敬畏和感叹。时间可以消磨一切，但对于《开封府题名记》碑中那些千古传诵的人和事，却冲破了时空的阻隔，像一面旗帜引领后人，像一面明镜端正自我，像一把标尺度量道德，像一颗恒星永远闪耀。（宫亮 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