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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巡抚袁懋功

清初,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和蒸蒸日上的国势,造就了一批忠于国家、爱护百姓、清正守法、克己奉公的廉能之臣,袁懋功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清史稿》记载,袁懋功,字九叙,顺天府香河县(今河北香河)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是清朝的首科进士。袁懋功始任礼科给事中,继为刑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通政司通政使、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光禄寺少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以其优秀的治事表现,逐渐脱颖而出,从而受到顺治皇帝赏识,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钦点为云南巡抚。

边陲滇地,自古难治。多族杂居,部落星聚,各自为政,叛服如戏,有的甚至勾结外夷,威胁国家统一。诸葛亮正是看清了它的复杂性,才不辞劳苦,亲率大军,“深入不毛”,在吃了不少亏之后,仍然对酋首孟获七摛七纵,终令其俯首臣服,誓言“南人不复反矣”。

袁懋功任云南巡抚时,云南虽已纳入清朝版图,但官心不定,民心未安,经济凋敝,满目疮痍,更兼吴三桂飞扬跋扈,顺昌逆亡,久有异志。显而易见,这个巡抚并不好当,非忠诚干练、胆识俱备者不能为,而袁懋功正是凭他的“才品敏练”才被顺治皇帝慧眼识珠,委以重任的。

袁懋功到任后,首先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将军用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谷物,其余的即可归自己所有。这样,既恢复了经济,增加了社会财富,又吸引大批游民成为稳定的自耕农,同时还有效保障了军队的供给。其次,减轻赋役,爱惜民力,惠民安民,休养生息。再次,革除弊政,整顿治安,使政通人和,路不拾遗,五业繁荣,重现生机。一系列有效措施,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增加,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久经战乱的云南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

袁懋功认识到要想使云南长治久安,除了发展经济,还必须使各民族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其最有效之法莫过于兴办学校,教而化之,知书达理,移风易俗。到任次年,袁懋功将自己的想法上奏给清廷,他说:“欲其归附,最难固结。若以威慑之,仅可勉强一时,如以德绥之,将永戴百世。”这里的民风与中原大不相同,强悍好斗,难以驯服。即便土酋归附一时,也很难持久,往往慑于朝廷的威势,强做收敛,但不知何时又会兴风作浪。唯有施之以德,教之以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令其心悦诚服,永世感恩才能长治久安。

他提出“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俾知礼义。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入泮应试”,鼓励土司送自己的子弟到学校去上学。凡是准备承袭土官职务和爵位的,必须经过学校的教育之后才能取得相应的资格。学官根据其天资禀赋,因材施教,课以督责,使其熟悉四书五经,服膺儒家礼义,等到其做土司的父兄故去,便让该子弟回去接任。其余子弟中成绩突出的,鼓励他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国家选拔人才渠道进入官僚队伍。

袁懋功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情感上的交流,每逢重要节日,师生便欢聚一堂,羊羔美食,亲如一家。天热了,给予真丝凉衫;冬来了,又发给貂裘皮袄,使其就像住在自家一样。这样,既可拉近彼此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又能化解不少的争斗,文明其精神,富足其生活,逐渐融入民族大家庭中。

其后,清代历任治滇官员都按袁懋功之法,积极发展土司地区的教育,效果也十分明显。据民国时期的《新纂云南通志》统计,清朝云南共有808人考中进士,9906人考中举人,超过之前历朝之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内地人民无异,特别是“野性未驯”、时而反叛之事已经很难见到。

袁懋功抚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吴三桂,这也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朝廷也是头疼不已。据《清稗类钞》记载吴三桂奢侈无度,“公暇,辄幅巾便服,召幕中诸名流宴会。酒酣,三桂擫(手执之状)笛,宫人以次高唱入云。旋呼颁赏,则珠玉金帛堆置满前,诸宫人相率攘取,三桂辄顾之以为乐。”又称“知县以上官,有才望素着及仪表伟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吴三桂轻财结客,自然也没有放过袁懋功。

可袁懋功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以“镇之以静”来应之,两袖清风,静如止水。既不同流合污,唯其马首是瞻,也不泾渭分明,与其迎头相撞。冷静观察,谋定后动。和而不同,不卑不亢。他的分寸拿捏得极好,吴是王爷,爵位在此,他谨守一个“礼”字,公事多沟通,以减少误解和猜疑。做事时占住一个“理”字,凡事做在理上,尽职尽责,不越雷池,让他挑不出半点毛病。但袁懋功可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庸官滑吏,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敢于放开手脚,兴利除弊,强忍果毅,说到做到,因而“无敢犯其法者”。公事之外,他没有私交,对于吴三桂的刻意笼络,他恭而敬之,予以他的各种好处,他堂堂正正,悉数充公。

他胆大心细,很有见识,凡遇疑难,大家都一筹莫展之时,他往往一针见血,抓住要害,只言片语即拨去迷雾,天地洞开。他温和如春,平易近人,“生平无疾言遽色”,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他克己奉公,以身率下,严而不刻,唯真唯诚,行无形之教,化难化之人。故而,上下左右都发自内心拥护他,爱戴他,“其部曲皆爱重之”。他的施政非常成功,“抚云南九载,政绩大著。”康熙皇帝甚为满意,特于皇宫亲自召见他,除高度肯定他抚滇的勋绩,还赐予鞍马袍服。

康熙八年(1669年),袁懋功调任山东巡抚。此时,由于连年灾荒,齐鲁大地饿殍遍野,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再加上积重难返的各种弊端,致使流民泛滥,治安恶化,问题成堆,荆棘遍地。袁懋功到任后,忧心如焚,不顾年衰体弱,风餐露宿,访贫问苦,寻求救治之道,以兴利除弊,上分国家之忧,下解万民倒悬。他将赋税、垦荒、治安、执法等问题,归纳成十条,然后上奏给朝廷。语之恺切,心之焦灼,意之笃诚,令康熙皇帝为之动容,大多采纳。

由于殚精竭虑,不辞苦辛,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鉴于袁懋功的卓越治绩和山东各界的强烈要求,康熙皇帝特准他“卧治山东”,以慰勋劳。

忍着外有酷暑、身染毒疮的巨大痛苦,袁懋功一刻也不敢懈怠,日日卧床处理政务,终至膏肓,无药可治。弥留之际,口述遗疏,恳请朝廷根据山东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客观实际,能够推出更多惠民、安民的政策措施。满篇皆是民生,而无一字私求。

康熙十年(1671年),为国为民辛劳一生的袁懋功殁于山东巡抚任上,享年六十岁。朝廷内外,痛悼不已。素有“直臣之冠”美誉的魏象枢特作挽诗:

节钺重开抚二东,清操惠政许谁同。百年鼎望归梧凤,数载深劳起泽鸿。风雨漫催双鬓老,弟兄真惜此人空。回思滕馆分襟日,萧索秋心寄野蓬。

山东百姓沿途哭拜者不绝于路,有数百人护送灵柩回袁懋功原籍香河安葬。(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