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创新为城市治理不断注入新活力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立足实际，针对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功能定位、职责分工、运行方式和工作流程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试点创新和探索，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积累宝贵经验。

党建引领 推进治理精细化

位于北京市亦庄的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整个春节期间电话都响个不停。话务员一直忙碌着，刚记录完一通电话，下一通电话就紧接着打了进来。

而在北京市纪委监委办公大楼，第八监督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则每天通过分析市民来电背后的“大数据”，了解群众在疫情防控中最关切的问题。

工作人员通过分析12345市民热线电话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段时间来，反映旅游退费的问题比较集中。市纪委监委根据“接诉即办”监督工作要求，及时督促市文化和旅游局出台加强退团退费政策指引、鼓励达成延期出行协议、建立快速调解机制等八项措施。据了解，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自1月23日至2月16日，受理各渠道反映的旅游投诉1952件，其中处理完毕895件，涉及金额200多万元。

2018年，北京以党建引领基层创新治理，推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将整个街道改革工作统领起来，全面提升街道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领导能力，推动街道由行政管理型向为民服务型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接诉即办”机制在2019年正式实施，它是一个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街道办事处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实行“接诉即办”。系列改革，持续推动工作重心下沉、资源下沉、服务下沉，努力实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的新要求。

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希格玛社区57号院物业失管已久，居民拨通12345投诉供暖不热的老问题。一起居民投诉，暴露了“失管小区”的普遍性问题。为此，海淀区探索推行“项目负责人到社区党组织报到”机制，将物业服务企业纳入社区党组织的指导监督之下。希格玛社区党总支将供暖企业、物业代管企业、业主集结在一起，不仅解决了供暖问题，小区管理的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

党建引领，就是要啃硬骨头，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

宝安区是广东省深圳市的经济大区、产业大区、国土大区、人口大区，外来人口多、流动快，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管理服务的体量、难度很大，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日益凸显。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宝安区从“社会管理经验创新”转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构建了“以社区党委为主、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点，体现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街道社区同向发力、社会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发展”的新模式，瞄准基层治理难点、痛点、堵点，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各地聚焦社区这个基本单元，构建起由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

四川成都，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人口已经超过1600多万，并且每年还在增长。城市在扩大，老旧社区就成了基层治理的一道难题。

一些老旧小区的管理，细数下来甚至涉及46个职能部门，这被百姓形容为“九龙治水”。为破解这一难题，成都市委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进行创新，在市县两级党委序列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由常委、组织部长兼任主要负责人。在新成立的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召集下，房管局、城管局、民政局等相关各方负责人现场办公，倾听居民代表的意见，城市老旧小区的问题在逐步解决。

力量下沉 赋权松绑增强治理底气

街乡是城市治理的枢纽，许多基层治理难题需要街乡去面对和解决，但由于责大权小、权责不清，往往有心无力，特别是面对拆除违建、整治违法经营、治理开墙打洞和环境污染等硬骨头时，既没有执法权，又无法有效调度各执法部门，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着；什么都抓，什么也抓不起”，曾经，上海这个有着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基层治理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2014年，上海市委开展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一号课题”调研，聚焦体制机制、权力责任、班子队伍、基层保障等重大问题，突出加强城市基层党的建设，以街道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视角向下、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构建了一整套适应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

为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海市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明确街道履行的主要职能；按照精简、统一、高效原则，街道内设机构从过去的“向上对口”转变为“向下对应”，科学设置八个办公室和六个中心；向街道下放“五项权力”，赋予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权、建议权。

资源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一揽子改革，改变了过去街道“责任无限”而“权力有限”的尴尬局面。街道社区党组织责权利和人财物落地了，条块关系理顺了，队伍精气神提升了，基层活力迸发，使基层党组织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同样以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去年，北京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提出30条改革措施，明确提出推动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通过一系列“赋权松绑”，增强基层政府统筹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底气和能力。

共建共治共享 形成多方力量良性互动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已不再是党委和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市民群众各方面力量的良性互动。

山东省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子，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落地，打通社区治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山东潍坊市奎文区，有300多个老旧小区，曾经长时间没有物业，社区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

为了解决这个老问题，当地尝试由居委会挑头办物业，实行“先尝试后购买”服务，铺路面、修围墙、划车位，居民小区在短时间内就变了样。很快，潍坊奎文区就组建起37家社区物业公司，进驻老旧小区，服务居民近六万人。

青岛即墨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社区服务更加精细化。过去，太和路小区在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无法供暖。

吴瑞芹是社区网格员，她将这个问题上传到即墨区社会治理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很快派送给了相关管理部门，最终供暖问题得以解决。

去年，山东省出台了加强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实施方案，鼓励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目前全省97个市县建成了数字城管平台，让社会治理更加智能化。

共建共治共享，让以往的观望者到如今的参与者、策划者，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了社区治理和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辖区，57岁的刘玉玲尽管在这里的安公社区住了快30年，但是过去社区脏乱差的环境，一直让她难有归属感。直到社区引入了“共治”理念，组建了志愿者团队。

刘玉玲加入这个团队后，连续五年不间断“出勤”，帮助维护交通秩序、清理城市小广告。像刘玉玲一样，不少居民已经把志愿服务融进了生活方式。

共治共享，也给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共享社区建设已经在全区88个社区普及。线下共享物理空间随时发布居民可共享的物品、技能和活动信息；线上共享社区APP吸引近4万人注册，“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在线精准对接。

天津市把强化党建引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底线，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机制，创建了923个美丽社区，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如今，党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正为城市基层治理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慕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