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为炬照山河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温英模人物与祖国同行的精神魅力

青春为炬照山河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英模蜡像展现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光辉生命的写照。 刘同华 摄

当英模的形象与泛黄的手稿再现，当青春的誓言与民族的脉搏同频，我们仿佛听见激昂的回响：青春，当以信仰为火种，照亮山河。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馆藏英模蜡像展，以一场沉浸式的历史对话，将百年来中国青年的热血、理想与担当凝固成永恒。

本次展览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200余尊蜡像中精心遴选30尊英模人物作品展出。其中既有李大钊、向警予、方志敏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也有王进喜、雷锋等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既有鲁迅、聂耳、冼星海等为人民而创作的文艺巨匠，也有钱学森、李四光、袁隆平等以身许国的科学巨擘；既有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心系群众的人民公仆，也有罗阳、黄大年、黄文秀等苦干奋斗的时代楷模。展览通过艺术化场景设计、文物展示、英模名言和故事解读等多种表现手法，让广大观众从中深切感受奋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各条战线上的英模人物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共进的感人事迹和人格魅力。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 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许多人熟悉的一段话，出自李大钊的《牺牲》。

这段话非常醒目地镌刻在展览的开头。李大钊，这位从河北大地走出来的革命先驱，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矢志不移地奋斗，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英勇无畏地献身，用义无反顾的牺牲唤醒世人、致敬他信奉的主义。

191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盏孤灯下，27岁的李大钊提笔写下《青春》。“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他以诗意的笔触，将中国喻为“白首之民族”，却坚信“青春之中华”必将在青年手中重生。展览中，以多媒体方式展示了1916年9月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李大钊笔下，青春不是年龄的刻度，而是“以宇宙为生涯”的壮阔格局，他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构想，将个体生命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

李大钊牺牲之后，家中只剩下一块钱的生活费。据记载：先时，共产主义小组初建，费用拮据，李大钊自愿每月从工资中拿八十元作为补助党的费用，后因家用不足，李夫人安排生活感到困难，学校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每月交李夫人一笔费用外，其余由他自行支配。

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工资虽然高，大多数却不是用在了自家开销上，而是将大部分的工资用到了革命事业。李大钊倡导简易生活理念，以及朴实的生活作风，给当时接触到他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李大钊像的背后，是人人熟知的经典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将道义和文章有机结合起来，既用哲学认识世界，又用哲学改造世界，既勤于治学，又勇于任事。李大钊从事著述仅有十几年的时间，却为后人留下了480多篇文章，百余万言。而且，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被《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在李大钊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光辉生命的写照。这副联语，一洗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在时代大变革中迅速成为时代强音。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少年时在课本中学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多么赤诚的心灵，多么崇高的品格。

展厅中，方志敏像立于铁窗之前，深邃的目光令人动容，一旁桌子上放着他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手稿。1935年的南昌监狱里，镣铐锁不住他对山河的赤诚。他写道：“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字句泣血，却在绝境中预言光明：“到那时，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轻触稿纸，仿佛能触摸到他书写时的体温。这份在黑暗中诞生的希望，成为百年青年最悲壮也最炽热的告白。

1935年，方志敏被俘入狱，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他依然正气凛然，坚贞不屈，高呼：“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稿和信件，把对革命的信仰、对祖国的真情诉诸笔端。狱中墨迹穿透纸张，化作刺向旧世界的利刃。

一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的蜡像。展柜中，有一份泛黄的家书。1920年，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女子公学写下给侄女向功治的信：“世界潮流、社会问题，不可不察；关门读死书，万不可取！”她以革命者的清醒告诫后辈：真正的青春，不在书斋里的独善其身，而在与毛泽东、陶毅这样的“改造社会健将”同行。

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闻讯写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浓怀念。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刘胡兰的像定格在15岁的凛然瞬间：“我入党后，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敌人面前不屈服。”她的誓言与江竹筠狱中遗书遥相呼应。1949年，江竹筠在渣滓洞给表弟谭竹安写下绝笔：盼教儿“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蜡像展用光影重现她们就义前的回眸——那目光中不是恐惧，而是对未来的笃信。

任凭时间流逝，坚定的革命者从未远去。

“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展厅墙上有一句醒目的话：“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是1932年20岁的聂耳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与这句感人肺腑的话相呼应的，是对面展墙视听区回响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

1935年，风雨如晦，岁月峥嵘。中华儿女需要一种能够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应运而生。聂耳创作的音符里，有巍峨的长城，有浩荡的江海，有伟大的家国情怀。就像音乐评论家所说，他的歌声像燎原的火种，划破黑暗，放出火焰；这歌声是那样的雄壮嘹亮，给亿万人民以无限鼓舞，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

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铁锹，笑着望向前方，焦裕禄的经典形象让人自然升起熟悉亲切的感觉。1962年12月，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焦裕禄临危受命，调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第二天，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察看灾情。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封沙、治水、改地斗争。焦裕禄忍着肝病的折磨，靠着自行车和双脚跋涉2500余公里，走访兰考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丈量所有的风口、沙丘、河渠，逐个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干部。2019年9月，焦裕禄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1年，焦裕禄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览中，黄文秀扶贫日记引起很多人关注，她的那句“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像永恒的旋律，镌刻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更将一份至诚至敬的奉献写在了大地上。许许多多的好干部放弃优越生活，主动选择到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不计个人得失、矢志埋头苦干，留下感人肺腑的风采。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力。这既是我们的精神，也是我们的品格。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新时代，我们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党培养选拔的无数好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在人间正道上书写人间奇迹。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正如李大钊所言：“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