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雄安深厚的历史底蕴

“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展

揭开雄安深厚的历史底蕴

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龙首。该龙首应为脊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运用现代技术历时半年完成修复。

“都乡定里”陶量。“都乡”是秦汉时期的行政单位，该陶量的发现实证了古州城为汉代鄚县县治所在。

近日，观众在“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现场参观。 刘同华 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近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雄安古州城遗址发现的重大考古成果首次面向全国系统展示，生动呈现雄安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修复的唐代龙首、战汉时期陶量等珍贵文物首次向公众展示。

唤醒沉睡的千年古城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以来，考古工作同步推进，263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8座古城渐趋明了，新区脚下8000年的历史文脉也日渐清晰。

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古称鄚城，是汉唐时期鄚县县治、唐代鄚（莫）州州治遗址，也是燕云十六州城址之一。《旧唐书》记载：“（莫州）去京师二千三百一十里。”这座城址见证了汉唐盛世，也经历过五代北方豪强的金戈铁马，最终和无数古城一样，静静地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

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们组建的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在白洋淀畔，唤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遗址。八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展开系统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积累计约3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累计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揭示了遗址内外双重城址的布局，考古发掘搭建了遗址汉唐、五代的时空框架。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目前在遗址南部地表，外城城墙仍巍然矗立，向今人诉说着一座古城的过往与新生，一段历史的激荡与变迁，一个文明的坚韧与辉煌。

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都乡定里”陶量，成为揭幕过往的实证。这件陶量因外壁刻有“都乡定里”四字铭文而得名，是2021年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重器”。专家介绍，陶量是我国古代用于测量容积的器具，经考古队实际测试，“都乡定里”陶量的容积为2067毫升，相当于汉代的“十升”，也就是“一斗”。更为重要的是，“都乡”是秦汉时期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单位，“都乡定里”陶量的发现，实证了古州城为汉代鄚县县治所在。从秦汉至唐代，历经千年，鄚县发展成鄚州，后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

经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整理，这里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变迁。关于古州城迁转的原因，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与研究也有了初步结论，即除了唐末五代战乱割据因素以外，主要原因可能是五代末年一次罕见的水灾，导致古州城被毁。洪水过后，在政治、民生与巩固边防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于旧鄚县城（今日古州城）西南不远处的漫滩高地，新建了一座鄚州城址（今日鄚州城遗址）。

据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队长何岁利介绍，这里的历史沿革长达2000余年。如今地表上还残存有5—8米的夯土城墙，是雄安新区至今保存最好、历史沿革最为清晰的千年古代城址。城址承载着雄安新区千年的发展与历史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研究冀中地区古代州、县城市历史面貌、社会发展、城市变迁与民族融合等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历史文脉的载体与实证

这次展览的“镇展之宝”，是两件唐代龙首。何岁利清晰地记得龙首出土时的情形，“出土时表面覆盖泥土，虽然外形比较完整，但内部已碎为数百块”。

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州城唐代高等级寺院遗址中发现两件陶质龙首，引发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历时半年的精心修复——运用三维扫描、虚拟拼接、脱盐保护及显微成分分析等前沿科技手段——龙首得以恢复原貌。这两件龙首不仅是唐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京津冀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唐代高等级建筑脊饰实物，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该成果入选该实验室2025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名单。

专家表示，唐代的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考古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相对较完整的唐代陶质龙首十分罕见。

据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为了让龙首重焕光彩，在龙首保护和修复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室内清理、多视角三维成像、遗存提取、超声波清洗、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三维激光扫描、虚拟拼接、实物拼接、补配等技术，成功修复了2件龙首，还原了唐代龙首建筑构件原貌。

何岁利认为，唐代是龙文化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龙形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一些元素，应用范围除了建筑装饰外，也扩展到壁画、绘画、石刻、陶瓷日用器、金银器、服饰等，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体现出大唐文化的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与自信。唐代龙首及所在的古州城遗址等众多考古遗存，距今已有千余年之久，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与实证。

展览中有一件唐代的灰陶纺轮，呈圆饼状，居中穿孔，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男耕女织的静好岁月。在古州城遗址的发掘中，隋唐时期的地层中出土大量的纺轮，说明当时河北地区纺织业高度发达。

根据文献记载，隋唐两代，尤其是唐代前期，河北、河南两道是重要的丝绸产地。莫州向朝廷进贡则以绵为主。租庸调中，莫州地区以绢、绵为调。唐河北地区是重要的丝绵产地，如河北定州何名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而闻名于世，何名远很有可能属“昭武九姓”，即沿着丝绸之路来华的粟特人。

除此之外，汉唐城墙、隋唐水井、唐代寺院等丰富遗迹，更加实证了这片土地延续千年的城市文脉。

文明的深厚积淀与雄浑回响

展览最后一部分名为“长安遗珍”，讲述的是唐代长安和莫州两城的时空对话。尽管长安和莫州遥距二千三百里，但出土的文物却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特质与强大向心力。

不少展品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两地出土的唐时期的瓦当。据何岁利介绍：“从整体的布局来说，跟长安城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大同小异，都是核心是莲蓬，外围是莲瓣，再外围是联珠纹。但是古州城出土的瓦当出现了两圈的联珠纹，也说明在建筑材料的制作上，对长安城一种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也展示出大国一统的局面。”

穿越时空，长安、莫州相距二千三百里的两座城，共同编织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基因图谱——开放包容、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的龙首，精巧的佛像，一砖一瓦、一盏一钵，千年雄安，遥望长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为2024年11月18日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题写序言时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艺术恢弘、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响辐射亚洲，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

雄安古州城遗址最新的考古成果，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体现。本次展览通过展示雄安的辉煌历史，揭示了大州郡县在汉唐国家治理与文明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同时见证了新时代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也有力诠释了文物保护工作“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雄安，不只有创新和未来，还有传统文化自信。在这里，从大地延续而来的历史文脉绵延不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新时代的雄安世纪之城拔地而起，共同激荡着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与雄浑回响，演绎着雄安新的千年故事。（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