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这里指出的“术语的革命”，具有丰富的内涵。

术语的革命起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变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术语作为人的思维的产物，起源于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也必然随着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这使得亚里士多德看不到“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因而也就“缺乏价值概念”，因此尽管他天才般地发现了商品交换中的等价形式，但“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而到了近代，人们为什么能构建“价值”概念，发现“价值表现的秘密”？原因就在于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发生了从以不平等为基础转向以形式平等为基础的变革。

术语的革命体现为重释旧概念与创造新概念这两个方面。一是重释已有术语，提升其理论阐释力、批判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重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概念，指出：“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该重释批判了“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揭示出劳动者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为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石。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二是创造新术语，提供理解问题的新视域。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创造的“劳动力”概念，就提供了理解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新视野，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劳动解释商品价值的循环论证难题。对此，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

术语的革命是实现科学变革的内在要求。术语是建立一门科学的必要基石，推进科学的发展，内在要求变革已有的术语。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再次以化学为例，高度评价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将参与物体燃烧过程的气体命名为“氧气”的价值，这就是突破“燃素”范畴的束缚，“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从而推动了化学这门科学的新发展。恩格斯由此进一步指出：“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换言之，如同拉瓦锡提出“氧气”这一术语革命推动了化学这门科学的新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通过重释“剩余价值”推动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术语的革命”的论述，彰显出巨大的思想力量。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们要善于从这座“富矿”中确立术语革命的基点，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同时，要选择一些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术语进行新的赋义，提升其阐释中国的理论效力。广大理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积极建构一批说得透、传得开、叫得响的中国话语，不断完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坚实概念基础。（付高生 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