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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古典诗歌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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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地理密不可分。鹳雀楼就是一座诗歌之楼,近处是黄河,不远处有中条山,再远处还有隐隐约约的华山。唐人王之涣在此写下千古佳作《登鹳雀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承方式,数千年来,不仅没有被湮没,反而愈发生机勃勃,成为明丽的文化景观。我们采访了《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昌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韩潇,与读者一起分享中国古典诗歌生生不息的精神。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记者:中国古典诗歌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您专注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从诗歌渊源的角度,汉魏时期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徐昌盛:汉魏六朝时期,可以说是云兴霞蔚的时代。我们可以谈两位重要的诗人,通过他们的文学成就和精神来管中窥豹。这两位诗人,一位是曹植,一位是陶渊明。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建安之杰”。曹植在诗歌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并且以丰富的创造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极大地提高了五言诗的文学史地位。

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才华横溢,冠绝一代,文学史上称为“三曹”,“三曹”是中国诗歌史第一个高峰的代表人物,堪与北宋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相媲美。

曹植实现了乐府由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变乐府功能。曹植用乐府的形式抒发感情,使乐府由叙事为主转为以抒情为主,尽管曹操乐府诗也有抒情,但仍以叙事为主,而曹植的乐府诗主要用于抒情,抒情性增强,是民间乐府诗向文人乐府诗变革的重要因素。二是创新乐府体制。曹植善于自创乐府新题,《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等题目都属于曹植的自创。三是丰富乐府风格。曹植的乐府诗善于用华美的辞藻进行细致描绘,从而改变了汉乐府古朴的语言风格。汉乐府不注重的细节描写,被曹植细致而深入地大书特书。

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再来看比曹植稍晚的另外一位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不仅开创了田园诗这一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且创造了平淡自然这一艺术的高远境界。

陶渊明作为伟大诗人的同时,有着很高的道德培养。他的道德培养主要来自于母亲家族。他的外祖父是孟嘉,孟氏是武昌望族,世代以德行著称,属于东晋名士。孟嘉的曾祖父孟宗,以孝著名,传说孟宗母亲病重需吃竹笋,时值冬天,孟宗无法获得,只好到竹林里抱竹而哭,孝心感动了天地,地上很快长出了竹笋,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哭竹生笋”。孟嘉既有名士风度,又擅长文学,与当时的名流都有交往,深受庾亮、桓温等人的赏识。因此,陶渊明的文学和学术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母亲一族的影响。

陶渊明创造了平淡自然的风格,成为后世艺术的重要典范。陶渊明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他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如同一位素心的长者,在风和日丽之中与你促膝而谈,用日常的口吻和节奏娓娓道来,舒缓沉稳,和蔼可亲,坦诚地讲述内心的真实感受,如春风化雨般润泽人心。陶渊明是第一个写作平淡风格的诗人,因此学者称他为“开千古平淡之宗”。陶渊明的平淡,并不是玄言诗无滋无味的枯槁,而是充满了生活情趣。陶渊明能够从生活中领悟到哲理,将情感与理趣融为一体,摆脱了枯燥的谈玄说理,形成了淡泊渊永的风格。如《移居》其二,诗人将日常生活中邻居交往的琐碎事情串在一起,营造出温馨的气氛,从古往今来常见的平淡生活中,领悟到自然的乐趣高于—切的道理。诗歌以愉快的心情发端,以日常的哲理收尾,中间穿插与农人朋友来往的生活状态,结构简单朴实,文气流畅自如。

陶渊明的高妙正来源于“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的高尚人格。陶渊明的诗歌是真实人格的流露,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朴茂境界。陶渊明耿介的人格和恬淡的志趣,为后世筑就了一方精神家园。

品读“诗和远方”,共览祖国河山

记者: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中国文化中诗和远方总相宜,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诗和远方是相得益彰的。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悟?

李少君:中华诗歌与华夏地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从长江与黄河来分享这个体会。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母亲河”。

长江这一地理的长河,不仅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源泉,也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长江流经的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从史诗时代到屈原时代,从盛唐到明清,从五四到新中国,深远地影响着中国诗歌。

比如,夔州(今重庆奉节)是伟大诗人杜甫的诗歌主场,杜甫在这里写下了他四分之一的诗作,包括他晚年诗艺趋于炉火纯青写出的绚烂的《秋兴八首》,大量脍炙人口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等,创造了其诗歌艺术的高峰。众多诗人奔向这里或从这里出发远游,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这长江诗歌第一城上竞相吟诵。

岳阳位于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李白、孟浩然、杜甫、刘禹锡等的诗句装点着岳阳胜景。岳阳楼是历代诗人的登高赋诗处,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更是震古烁今!

此外,武汉的黄鹤楼,也是一座“诗楼”,堪称盛唐诗歌的擂台和比试场。黄州,苏东坡将此地确定为自己三大功业之地第一,在黄州,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很早就成为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

长江的尽头是大海——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在上海出版,这一年,被认为是现代新诗元年,现代新诗诞生了。上海,成为现代新诗的诞生地和发源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国,至此另辟新境,重开新局。

我们再来看黄河。黄河更像一个传奇,是需要仰望的,围绕它有太多的传说、历史、事件和各种壮丽景象。

李白写过那么多关于黄河的诗,比较著名的就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越读这些诗句,越觉得李白性格里有一种黄河精神,一种自由奔放、激情奔涌、不顾一切、冲决罗网的精神。

黄河的气势,已转化为李白内在精神的一部分,肆意张扬,豪情澎湃,一泻千里,风景奇观和瑰丽人生相互辉映。

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年轻时游历的所观所感,一定会转换为灵魂的一个部分,这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所在。李白的黄河游历,显然对其诗歌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人诗互证”的典范。

黄河边上的鹳雀楼,多年前第一次登临时就感觉其雄伟气概,配得上盛唐气象——近处是黄河,不远处有中条山,再远处还有隐隐约约的华山。有一种说法,“中华”两字就来自中条山和华山,所以,在鹳雀楼上一站,就有了天下胸怀,就境界开阔了。

谈到境界,就和鹳雀楼有关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看到更远,而要看得更远,就要更上一层楼。

何谓境界?境界,就是人的认识水平、精神层次和心灵品位,境界的提升,就像登楼,每上一层,则视野更为开阔,气度更加恢弘,境界愈加高远。这是诗歌留给今人的财富。

长江和黄河是中国诗歌的长河,奔涌往前,不断壮大开阔,永远求变求新,以其壮丽宏阔呈现中国诗歌的精神,展开一派新天地。

让我们走进更广袤的诗歌宇宙当中

记者:请您结合教学经历和观察,谈一下怎样理解古典诗歌并不是纸面上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韩潇:作为一名年轻的古代文学学者,我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如何能让这些千百年前的诗篇,更具有时代的气息,和我们的生活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因为,我们的古典诗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第一,诗歌不是纸面上那些尘封千载的笔锋和墨迹,而是背后凝结着的一幕幕曲折的故事、一段段丰富的人生、一个个精彩的时代;第二,诗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它背后有历史、有文化、有人情世故、有不同的生命态度,这些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唐代这个伟大的时代,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为我们成就了一群伟大的诗人、铸就了一批伟大的诗篇,通过阅读这些诗篇,我们能够与这些伟大诗人实现跨越时空的灵魂交流和情感共鸣。

“长安”,并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是一种信仰,在一批伟大的诗人和他们留下的成千上万精彩诗篇的背后,是一个美好时代。对于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孕育着无限的机遇。任何人都会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进取的人格,这就是“长安”的真谛。

高适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这是为理想而追寻的青春意气;王维“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是想要建功立业回报盛世,这是任何一个身处盛世、心中有“长安”的人都会有的情结。但是在追寻它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

比如杜甫,他一生没有放弃他的追求,想要为他所钟爱的盛世努力做出贡献。即便落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即便已是“白头吟望苦低垂”,杜甫也在努力地用他手中的“彩笔”描绘大唐昔日的万千“气象”,只求把“长安”的盛世记忆留在天地之间,留在我们的历史文明的长河之上。这是杜甫的深情和坚守。

中国古典诗歌核心母题之一,就是“人寿有尽”与“宇宙无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什么是宇?就是无限的空间。什么是宙?就是无尽的时间。但是我们人的一生,不过区区数十载,我们人生能够涉足的范围,不过百里千里,相对于无穷的历史、无尽的空间,可谓是沧海一粟。

这个时候,文学的价值出现了!正因为我们有了文学、有了诗歌、有了文化,前一代人的生命积累、前一代人对宇宙的探索和发现,才能够以知识遗产、文学遗产的形式,传递给后人,留存和积累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当中,这才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真谛。(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