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制度，牢记“两个务必”进京赶考

中国共产党实际于1921年7月23日成立，而建党节却是每年的7月1日，其中也是有故事的。由于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七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和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以及新的党章。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教育，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党员干部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七大对此进行了科学总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和运用，是党凝聚力量、增进团结，发挥战斗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党争取人民、团结人民、赢得人民的重要条件，更是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转变作风，保持勤政廉政的重要保证。

中共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总结了多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发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新党章重新制定了“党的监察机关”一章，对监察机构的产生办法、任务、职能、领导体制都作了规定。该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机关的产生办法，该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关于监察机关的任务和职权，该章规定：“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关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该章规定：“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七大党章还对党的纪律作了进一步强调，郑重地把维护执行党的纪律列入“总纲”，明确阐述了党的纪律的特征、要求及其重要性。在“党员”一章中明确地提出，把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同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专门列了“奖励与处分”一章，强调了对党员进行奖励和处分是维护和执行纪律的重要方面。党章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执行党纪的正确方针。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国内战，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由此转入领导军队和全国人民进行全国解放战争。但党并没有放松廉政工作，而是将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廉洁的人民政权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发展，把艰苦奋斗、廉政勤政、廉洁奉公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内出现许多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分散的单位，曾各自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就随之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做到全党上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当务之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这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财政统一以及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等八个问题作了深刻论述。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便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中共中央通过这一决议系统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类重大及具体事项上的“决定权”，进一步确立了党内健康高效的政治生活和工作格局。

随着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到城市。大批干部将由经济落后的农村进驻繁华的城市。进城之后能不能保持廉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做好城市工作，1945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制定城市接管工作纪律，并要求城市接管干部学习和遵守这些纪律。这是党进行城市接管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同时也是保证城市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过程中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防止贪污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城市接管工作纪律，包括入城部队的纪律，又包括专门从事接管工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接收过程中所应遵守的纪律，各大城市军管会在接管城市过程中，也都制定了相关的纪律条例。

1947年10月10日，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重新向全军发布。1948年，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发出过许多指示，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

1949年3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中共中央会议礼堂里，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在回荡：“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经过28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要取得最终胜利，中共中央要进驻北京了，作为领头人的毛泽东思绪万千。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望着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边吸烟边想着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悲剧，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直到3月23日凌晨三四点钟，毛泽东才上床睡觉。

23日早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上去问：“主席，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兴奋地说：“恩来，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的这番话，饱含着进京前满怀胜利的喜悦，也包含着“临考”前如履薄冰的忐忑心情。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喻为“进京赶考”。“进京赶考”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人们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和理想不懈努力、每个共产党人应始终如一永远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本文节选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