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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聚餐会约

《耆英胜会图》局部

北宋元丰五年(1082),宰相富弼退休后闲居洛阳,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一次,富弼向文彦博提议,由二人牵头,组织一些年龄相仿、资历相当、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老朋友,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置酒相乐,定期聚餐。文彦博非常赞成富弼的提议,一拍即合。于是,他们组织当时居住于洛阳的部分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朋友,按年龄为序,轮流做东,谓之“洛阳耆英会”。

聚会确定了“老而贤者”十二人。这十二人中,官位最显为富弼和文彦博,均出任过宰相。年龄最大为富弼,七十九岁。其次是文彦博,七十七岁。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小,“年仅”六十四岁,按要求是不能进入这支队伍的,但因他声望高、学问好、人缘不错,又正好在洛阳居住,被“强拉入伙”,成为“耆英会”中的老幺。

尽管只是几位老朋友的小聚,但大家毕竟都是当朝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不能草草。经过合议,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大笔杆子司马光执笔,撰写《洛阳耆英会序》,以纪其事。司马光又撰《会约》,给聚会定规矩、作约束。《会约》一共八条,篇幅不长,原收于《司马氏源流集略》一书,现据邓广铭先生的《宋史十讲》全文转引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二、为具务简素;三、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四、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五、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七、会日早赴,不待速;八、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逐条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没有官场俗套,大家都轻松;聚餐时,要求餐具简朴,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主人请客时,每顿主菜不得超过五种,或许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汤”。至于佐酒的果脯、肉酱之类的小碟,总数不得超过二十碟,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看似多,但品种极普通,非难寻珍馐,量亦很少;座次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量大尽兴,量少随意;酒倘未喝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此时可补充一些菜汤;节约纸张,简化程序,轮到谁请客,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下列诸客的字,如文彦博只写宽夫,司马光只写君实。派人逐家传递,客人是否能出席,只需在字下签注即可;聚餐之日,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上述规定,谁若违反,如迟到、答应来而不来、主菜超过“四菜一汤”等,无论主宾,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杯。

有了这么一则《会约》,人们在请客的过程中,均按“约”办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铺张,杜绝了竞奢斗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优游自如。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请帖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请帖都不准多发,一次聚会一张请帖通用,可谓节俭至极。司马光做官多年,待遇丰厚,却始终恶衣菲食,“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当时,他居住洛阳,正埋头创作《资治通鉴》,前后整整十四年,由于住宅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只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笑为“穴处者”。

《会约》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对“豪华相尚、俭陋相訾”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是一种自觉抵制。(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