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涉腐

2016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前国会众议员查卡· 法塔因贪污、受贿、洗钱、欺诈等22项罪名，被判入狱10年。据称，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议员因贪腐受到的最严厉的司法处罚。

这些年，有关国会议员的贪腐丑闻此起彼伏，但大多涉案者只是简单道歉，或者引咎辞职，待风头过后，换个岗位继续风光，很少倒霉到要进监狱的。此番法塔被重判，颇有些以儆效尤的意思。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说，这是给“有腐败冲动的官员敲响了警钟”。

国会议员涉腐震惊朝野

法塔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27岁当选宾州众议员，5年后进入州参议院，在地方深耕十年后，于1994年再上一层楼，进入国会众议院，在拨款委员会这一掌握实权的部门占有一席，被视为民主党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2007年，他回乡参加费城市长竞选，从一名富商朋友处获得非法贷款100万美元。败选后，他挪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拨款填补了部分债务，又挪用慈善基金2.3万美元偿还儿子的大学贷款。他还收取费城前副市长韦德曼的贿赂，为其谋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大使职位，并用受贿款支付度假屋的首付。

法塔一案只是“国会腐败”的冰山一角。美国司法部资料显示，1992年至2011年间发生的各级腐败案中，联邦政府、国会等高级权力机关的案发率最高。

2015年4月，时任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成为第一个被联邦法院起诉的参议员。这名老牌政客从一名眼科医生手中收受总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他多次利用职权向“有关部门”施压，帮医生获得港口安检合同，调整不利于其诊所的医保报销政策等。

2013年8月，前国会众议员杰西· 杰克逊因挪用75万美元竞选资金被判刑两年半。他承认，挪用资金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包括购买4万美元的劳力士手表、家电家具、裘皮大衣以及迈克尔· 杰克逊等名人纪念品。

知名游说集团PMA总裁保罗· 马里奥凯蒂2010年因提供非法政治捐助获刑27个月，由此抖出一大内幕：一些国会议员竟明码标价“出售”手上的拨款权！

比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能源与水利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彼得· 维斯克洛斯基，其助手主动与马里奥凯蒂接触，称只要提供政治捐款1万到1.5万美元，即可换取拨款，后来加码到2万美元。通过这档“买卖”，PMA集团先后为维斯克洛斯基捐款140万美元，其客户则获得总共3400万美元拨款。

数年前震惊朝野的阿伯拉莫夫一案更是在华府掀起一场政治地震，将多年来国会山的蝇营狗苟来了一次大曝光。这名“超级说客”凭借与参众两院大佬们的“铁关系”，在业内呼风唤雨。他的最大手笔是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的赌场游说，从中狂赚了数千万美元。

但也正是这单生意让他受到司法部调查，从而牵出包括众议院领袖迪莱、众议院共和党行政委员会主席奈伊在内多名国会议员及助手的受贿内幕，最终退还政治献金的多达78人。报道称，仅这一单生意的游说总额就超过8000万美元！它们大多用于向相关议员提供免费旅游、体育比赛包厢、高尔夫俱乐部会费以及餐饮娱乐等。

《华盛顿观察》说：“就涉及的金额、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阿伯拉莫夫案应当是近25年来最大的国会丑闻。”

这印证了马克· 吐温的一句名言：“跟国会相比，没有谁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犯罪集团。”

腐败，被插上隐形的翅膀

纵观近年来曝光的美国国会贪腐丑闻，大多栽在“院外游说”和“政治献金”上，它们是美国政治土壤中长出的两朵奇葩。

在美国，有“不游说，无政治”一说。美国《宪法》保障选民有直接到国会表达意见、影响议员投票的权利，游说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因此，几乎从国家诞生之日起，便有了“说客”这一职业。如今，游说已然成为一大产业，2013年的注册从业人员达到1.23万人，平均每个国会议员身后有22名说客。位于白宫和国会大厦之间云集了大批游说公司的K街，被称为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

然而，“合法外衣”之下隐藏的却是“金钱内核”。当朝野上下都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时，说客换取政客立法关照的“最正常”方式，就是“金钱开路”。

美国《国家》杂志公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游说业的花费约为32亿美元。有专家估计，实际花费可能高达90亿美元。如果仅仅是和议员们沟通、会谈，何至于需要这么大开销？阿伯拉莫夫道出了个中秘密：贿赂是说客的“通行证”，在他长达十多年的游说生涯中，只有极少数几个议员对抛来的诱惑说“不”。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谢尔盖· 奥尔忠尼启则说过一则故事，从旁佐证了金钱对这一行业的渗透。他的一个富翁朋友想弃商从政，竞选国会议员。他很奇怪，因为当时国会议员年薪只有4万多美元。这位朋友说：“我为一些人的利益游说所得到的回报将比这多百倍。”

“政治献金”是国会腐败的另一个“深坑”。它和美国选举制度休戚相关，其背后是一条看似合乎逻辑的利益链。

和游说一样，在美国，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政治捐款也是合法的。

众所周知，选举是件烧钱的事儿，尤其是近几年，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以至于竞选人的第一要务不是张罗政策主张，而是筹款。那么，向谁募款？当然是谁有钱向谁要。于是，大金主登场了，使劲儿砸钱，直至将竞选人送上宝座。上台后，便轮到政客投桃报李了。他们巧妙运作，在制定政策时有意向“对自己出过力”的企业或行业倾斜，或操纵政府为大金主谋取私利。这就是所谓的“腐败期权化”。

这一切，做得心照不宣，了无痕迹，而且心安理得，因为它完全符合“投资”逻辑。殊不知，它违背了“做官当为民”的初心，玷污了民主的本意，让政客沦为大金主手中乖巧的傀儡。

此外，还有一种腐败更为隐蔽，即所谓的“旋转门”。不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卸任后，摇身一变，成为私企高管或顾问，坐享天价薪水。其实，他们有的早在任上就已获得“要约”，条件是当政时稍稍“偏心”某些利益集团。阿伯拉莫夫就说过，最有效的贿赂形式，莫过于向议员许诺一个未来收入丰厚的职位。他们在任时并不收取回报，离任后才数钞票，这时，政客成为了“投资者”。

乱象，难逃的宿命

不得不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黑洞对腐败者有着极大诱惑，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奉行“金钱至上”的文化时，人性的弱点更容易被挑逗，也就难怪腐败如此盛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制度上的庇护，美国的政治腐败极为隐蔽。目前被起诉或判刑的涉案人员，大多因为过于贪婪或愚蠢，直接沾手了钱权交易。事实上，更多的腐败游走在法律边缘，明明知道它的存在，却抓不住它的把柄。久而久之，它变得合法化、制度化，成为一种常态。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2015年9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国会腐败严重，69%认为国会议员没有成为选民利益的代言人，决策过程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只有8%仍对国会存有信心。

为了挽救民心，新任总统特朗普曾表示要“清理华盛顿泥淖”，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政治腐败的措施，包括规定国会议员任期、禁止行政官员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等。特朗普的这套“组合拳”能否起到作用，还需拭目以待。（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