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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术:四世三公孳淫侈

东汉末昭宁元年(公元190年),“假外戚”董卓擅兴废立,致军阀混战,汉室权威扫地。乱世中,传说汉武帝晚年道出的谶语再度盛传:“代汉者,当涂高。” 这句史上著名的谶语有多种解释,汉时“涂”与“途”相通,“当涂高”翻译过来即“迎着道路高高耸立”,与宫门前夹道而建的两座高耸的阙楼契合;而阙楼又称魏阙,所以当时的谶纬大家周舒断言:“当涂者,魏也。”30年后,曹丕建魏,三国分汉,附会的便是这个说法。但是且慢,有人“劫和”,先借“当涂高”的名义过了一把皇帝瘾,此人就是出身“四世三公”之家的贵公子袁术。

当年宦官作乱,董卓被袁绍“私呼”将兵入朝,远见宫中火起,火烧宫殿的便是袁术。袁家上推四世,接连有五人官居三公之位,身为当朝司空袁逢之子的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尽染纨绔习气。长大后,袁公子忽然懂事,折节为俭,按当时的出仕之路被“举孝廉”,迅速提升,“累迁”当上“警备司令”虎贲中郎将,这背后自然有家庭背景的因素。董卓入宫后欲兴废立,急于壮大势力,把袁术提拨为后将军,本想倚重袁术家族名望,希望他起到类似当年霍光挟持群臣时,田延年按剑助威的作用,未承想袁术看出董卓来者不善,与他的“从兄”(即堂兄)袁绍相继溜之乎也,弃董卓而去。

袁术出奔到南阳,时逢各州郡以讨伐董卓之名纷纷起兵,各地军伐又很快形成混战。《三国志·吴书》载,时为长沙太守的孙坚举兵北上,一路杀了轻漫他的荆州刺史王叡,又杀了不尽地主之宜的南阳太守张咨,聚集兵众数万人,正所向披靡,“无求不获”,见到出身高贵、任朝中军政要职的“首长”袁术,毅然引兵相从。袁术得到这员“勇挚刚毅”、在战场上喜欢以红头巾披戴上阵的猛将,马上授以破虏将军的军职,令他指挥荆、豫两州兵马继续北上,一举大破董卓军队。但此时,袁绍却突然发难,乘孙坚无暇旁顾,指挥手下周昕偷袭并占领了孙坚的后方。袁氏兄弟间久已积怨生隙,在干预废立的问题上,二人又形成对立:袁绍以反董联盟领袖自居,试图说服各路军阀立汉室宗亲、幽州牧刘虞为帝,以对抗被董卓用作王牌的献帝。袁术则“生性放纵”,乱世中如鱼得水,深恐以刘虞的威望和才能,一旦立为天子,天下大治,自己将受到束缚;再者,他也不希望看到兄长袁绍独得拥立之功。于是,袁术搬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托以公义”,拒绝了袁绍的主张。

袁氏兄弟各自 “外交党援”,拉帮结派,“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结果“豪桀多附于绍”,袁绍胜出,这令袁术更加无法接受,暴跳如雷道:“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袁术何以将自己的家兄唤作家奴?他对此自有解释——在袁术随后写给盟友公孙瓒的书信中,他声称袁绍“非袁氏子”。事实上,袁绍与袁术都是袁逢所生,只不过袁术为嫡出,袁绍为庶出,并自幼过继给了叔父袁成。袁术竭力向世人标榜自己才是“四世三公”的袁家正统,其实另有图谋。南阳辖几十万户、数百万人口,本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但袁术割据南阳后“不修法度”,他这个“大有来头”的中央首长不仅不能给乱世中的百姓提供保护,还纵兵四处为虐,“以钞掠为资”,很快便声望扫地。为了重塑形象,袁术玩弄起了那个时代最能惑众的谶纬学把戏,联系自我,对那句“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预言另作释义:袁术字公路,“术”字义为“城邑中的道路”,与“涂”、“途”通解;袁术常说“吾家四世公辅”,天下莫高于此。这样一来,“当涂高”三字就俨然成了一顶专为他定做的皇冠。他进而分析,之所以袁氏势将代汉称帝,是因为汉为火德,袁氏出自春秋陈国(今河南安微交界一带),属五帝时的舜帝之后,舜为土德,五行中火生土,袁氏称帝是应了所谓“德运之次”。恰在此时,袁术又得军中密报,说他手下爱将孙坚在北上讨伐董卓时,找到了几年前宫中遗失的传国玉玺。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韦昭所撰《吴书》记载:当年袁术火烧皇宫,宦官张让劫持少帝一行出宫,“掌玺者以投井中”。后来孙坚率军讨董“顿军城南”,见一口井“每旦时有五色气从井中出”,命人淘浚此井,得到玉玺,上面镌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袁术闻知此讯顿觉有如天助,顾不得脸面体统,急不可待地先将孙坚妻子拘捕,逼迫孙坚交出玉玺。这样一来,袁术的“僭逆之谋”便昭然于天下,先于司马昭几十年即已为“路人皆知”了。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等杀掉王允在长安建立的三年军阀政权因内哄解散,献帝被迫走上逃亡之路。袁术认为时机已到,便“大会群下”,作了一番“海内鼎沸,刘氏微弱”的形势报告,将他早就准备好的那一整套代汉称帝理由合盘托出。众人一时无语,袁术的主簿阎象站出来发言,指出当年殷商那么腐败衰朽,周文王那么贤明且强大,文王还能老老实实服从殷商领导。进而质问:如今,就算明公您有“奕世克昌”之德,能比得上文王之圣吗?就算汉室再微弱,不是也还没到殷纣时的地步吗?袁术听了,“嘿然”不悦,又请来名士范歆之后范承助辩。不料这范承更不给面子,指出成大事“在德不在众”,还警告袁术:如果“陵僭无度,干时而动”,非要胡来,到时候落得个“众之所弃”的下场,只能是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一番话又令袁术囧得不行。此时,孙坚已战死沙场,孙坚的儿子、孙权之兄孙策“领其部曲”,已占据了江东。袁术一向对孙坚这个“骁雄如项籍”的儿子十分欣赏,曾言“使有子如孙郎,夫复何恨?”没想到小伙子闻知袁术将欲僭号,也以“忠言逆耳”为名发来一篇言辞激烈的策论,假借批评“时人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把袁术苦心编织的“当涂高”之说驳得体无完肤,最后干脆与长辈袁术断绝了往来。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假借道人符命“登基”,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建立了一个自称“仲家”的伪政权。《后汉书·袁术列传》载:袁术“天性骄肆”,当了伪皇帝后更加“淫侈滋甚”,姬妾几百个,无不享受着“兼罗纨,厌粱肉”的锦衣玉食,而置下级和老百姓的饥困于不顾。当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百姓“以桑椹、蝗虫为乾饭”,袁术与吕布、曹操作战又接连失败,“资实空尽,不能自立”。袁术再次纵火,烧掉自己的宫室,投奔部下,却不被接纳,走投无路间在一个叫江亭的地方“愤慨结病”,呕血而死。好在孙策念及世交情谊,最终收留了颠沛流离的袁术家人;后来孙权继位,“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总算延续了一脉香火。

《吴书》记载袁术死时细节:时逢盛暑,身边“士众绝粮”,这位大公子“欲得蜜浆”解暑,未能满足,“遂欧血死”,临死“大咤”道:“袁术至于此乎!”酿了苦酒的人,却纠结于世上没有蜜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