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佃夫：权归近狎亡刘宋

明帝刘彧一朝恩幸中，阮佃夫最受宠信。刘彧的半条命，说来还是阮佃夫给的。《宋书·文帝九王列传》载：当初前废帝刘子业继位，将其多位叔父拘于殿内，横加迫害。身为文帝第十一子、那时还是湘东王的刘彧因体胖，被这个侄皇帝封为“猪王”关进竹笼，每餐将他衣服扒光，看他趟着泥水在木槽中拱食取乐，并几次“缚其手脚”，命人以杖担出，声称要“即日屠猪”。正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刘彧府中小吏阮佃夫暗中活动，联合多位陪奉朝夕的皇宫近侍一同起事，成功杀掉恶少刘子业，将自己的主子推上了帝位。

据《宋书·恩幸列传》载，阮佃夫出身于诸暨（位于今浙江中部）寒门之家，文帝在世的元嘉年间即入官府，混做底层差役。皇子刘彧离开朝廷前往封地做藩王时，将他“选为主衣”随行，负责管理服玩器具一类杂务，不久又被文帝召还，补为内监，侍奉左右。直到文帝驾崩，刘彧才将他重又调到自己府中“请为世子师”。那年世子刘昱年才刚两岁，阮佃夫这个保育员似乎做得相当成功，“甚见信侍”，被刘彧引为“腹心”，以至日后刘彧身羁宫中，“大祸将至，惶惧计无所出”之际，召他密谋决断。当时，宫中已有两派各自谋划废立，在立谁的问题上尚无定见，阮佃夫的介入不仅坚定了共弑暴君的决心，也统一了拥立刘彧的目标及具体行动步骤。刺杀得手后，宫中宣令宿卫宣读太后懿旨：“湘东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刘彧即位“论功行赏”，阮佃夫被封建城县侯，食邑八百户，在十几位受封者中，排名仅次于持刀行刺的寿寂之。职务也升迁为南台御史，充作明帝手下监察要员。

明帝刘彧的登基，受到同属文帝之子的诸位亲王拥戴，但与废帝刘子业同属孝武帝之子的刘子勋、刘子房等，则对老一辈重掌皇权表示不服。明帝登基的第二年，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一带）称帝，另定年号，备置百官，得到广泛响应。两人代亲王势力之间于是兵戎相见，吴喜等明帝身边近臣纷纷戎装上阵，阮佃夫也领兵上了前线。阮佃夫先后与寻阳政权武将薛索儿，以及拥立刘子勋的藩镇势力程天祚等作战，结果“破索儿，降天祚”，以军功迁龙骧将军、司徒参军，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侍太子于东宫。两年后，食邑千户，兼任游击将军，假宁朔将军，与辅国将军兼骁骑将军孟次阳共负两宫警卫之责。

明帝镇压了南部的军事对抗，将包括刘子勋、刘子房在内的孝武二十八子全部杀光。局势稳定后，又开始对当初与自己一同受难的文帝系诸亲王屡生猜忌，对朝中大臣也多不信任。与此同时，阮佃夫等近侍之臣则分外受到宠信。《宋书·恩幸列传》载：“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其中尤以阮佃夫最为炙手可热，就连孝武帝一朝的恩幸之臣巢尚之、戴明宝等人在大明年间所受的恩遇，对比之下也是“方之蔑如”，相形见绌。

阮佃夫当过“太子师”，但也不过是教两岁太子咿呀学语，一旦操掌朝政事务，则不免现出“强努”的窘态。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正值“合朔”，经天文推演，这一天日月相犯，尚书于是按朝廷旧例，奏请皇上修改元旦庆会时间。阮佃夫却站出来横加干预，颐指气使地说：“元正庆会，国之大礼，何不迁合朔日邪？”此言一出，雷倒众人，因为“合朔”乃天相，“迁合朔”就相当于命令日月改道运行，如何使得？

比他的无知更可怕的，则是此人在品德操守方面的“短板”。传载，阮佃夫得志后“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曾有人为求他办事“饷绢二百匹”，阮佃夫嫌少，二百匹丝绢从此石沉大海，连封“答书”也没换到。由此可知向他行“重赂”的价码，远超出常人所料。

国人自古就有的不动产情节，在贪官身上尤其深重。这是一种奇怪的病态心理，仿佛越是钱像大风刮来一样容易，就越是怕它再被刮走，总要第一时间将其兑成房产地产，心下才安。靠权力暴富起来的阮佃夫当然不例外。他的“宅舍园池”冠绝一时，为“诸王邸第莫及”。并“于宅内开渎”，修建了一条“东出十许里”的人工河，“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一派宫廷气象。而园中“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

其时，与文帝刘义隆同代的临川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正在风行，王恺与石崇斗富的故事被传得妇孺皆知。不知新贵阮佃夫是否出于有意的模仿，他在将自家园林建得与石崇的金谷园颇有一拼的同时，待客方面似乎也要复制当年石府中的奇绝招数。一次，中书舍人刘休到阮家豪宅造访，正值阮佃夫出行，二人“中路相逢”，阮临时改变计划，当即携刘休回府。待就席入座，阮佃夫命令上菜，只过了眨眼功夫，便见“一时珍羞莫不毕备”，像变魔术一般。惊得客人目瞪口呆。当年石崇即时上菜的密诀，不过是靠几样预制好的半成品随时加工而成。但阮府的一桌豪宴可都是真工实料，“凡诸火剂，并皆始熟”，没有一样不是新鲜出锅，而且“如此者数十种”，道道都是硬菜。归根结底，还得说是阮家后厨的阵容强大——“佃夫尝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其上菜速度“皆类如此”，也就难怪一两人的酒席须臾便得了。列传写到这里，也忍不夹叙夹议道：“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

欲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别看阮佃夫这类出身寒微的近侍之臣官品不高，但手中权力不小；为了抬高自己，他们向府中下人滥发的官位，也远非七品能比。明帝登基不久的泰始初年，由于战乱频仍，导致“军功既多，爵秩无序”，阮佃夫趁官制紊乱之机，将自己府中的“仆从附隶”封成各种官位，赴车的“捉车人”被封为虎贲中郎，喂马的“傍马者”号称员外郎，这些人得到的“不次之位”不伦不类，令人捧腹。阮佃夫处处努力为自己“扬范儿”，他的一些举动还真成了时尚，不仅“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宋书·五行志》还记载，就连他“乘车常偏向一边”的危险姿式，也成了“时人多慕效”的时髦作派。

泰豫元年（公元472年），明帝刘彧驾崩，太子刘昱继位。曾为太子师的阮佃夫加封给事中、辅国将军，权力更重，也更见骄横。《南史·恩幸列传》载：当时新任广州刺史的何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临行邀阮佃夫宴饮，阮“见张氏，悦之，频求”，何恢执意不给。阮佃夫一怒之下，不几日即命人以“公事”将何恢弹劾下台。遗憾的是，阮佃夫的这位“弟子”实无帝相，登基后整日游嬉，以杀人为乐，是个比前废帝更加“穷凶极悖”的恶少皇帝。而由于明帝晚期实行的大清洗，朝中已无可靠的宗室力量及骨梗之臣可行匡正。

元徽五年（公元477年），阮佃夫被外放为南豫州刺史后，与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等一干同党谋废立，事败被杀。同年，辅政大臣、中领军萧道成杀刘昱，立顺帝刘准继位。两年后，刘准“禅位”萧道成，刘宋立国六十年亡国，被萧齐取代。所谓“权归近狎，异世同规”，《宋书·恩幸列传》将明帝执政后期宠信和重用近幸，猜忌朝臣，清洗宗室作为刘宋江山易帜的主因，恰如当年阉幸干政与秦汉之亡，值得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