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蜂目豺声怀不仁

公元316年，匈奴汉国围困长安，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灭亡；次年，司马懿曾孙司马睿以建康（今南京）为都重建政权，史称东晋。东晋政权素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马”即皇族司马氏，“王”则指以开国元勋王导、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当年，正是在王氏兄弟俩一文一武内外夹辅之下，时任琅琊藩王的司马睿趁“八王之乱”移镇江东，又经十年筚路褴褛惨淡经营，才有了日后晋祚东兴的这半壁江山。

王敦本是世家豪门子弟，又因早年娶了武帝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年纪轻轻当上驸马都尉、太子舍人。《晋书·王敦列传》载，那时驸马爷王敦与从弟王导同赴石崇的销金窟，引出不少奇闻秩事。石崇命十几位美女于厕中服侍客人更衣，“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著新，意色无怍。”众美女窃议眼前这位阔少：“此客必能作贼。”他日，兄弟俩移坐国舅爷王恺堂上，一歌女吹笛跑调“小失声韵”，王恺推出便斩，举座皆惊，唯有王敦“神色自若”；及行酒，独王敦不饮，坐视劝酒的美人被杀而无动于衷（《世说新语》记此事发生在石崇宅中），王导归来亦叹其兄“心怀刚忍”，认为若由他执掌天下之权必不得所终。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大概眼瞳色浅而有些像昆虫的复眼。《左传·文公元年》载：春秋时楚成王欲立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说商臣“蜂目而豺声，恶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听此言，果然得祸。王敦的同事、时任太子洗马的潘滔给他“相面”，依上述典故说他“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毫不客气地点出了他骨子里深藏的野性，并说他“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早晚要惹出大事来。以职务而论，潘滔与王敦同为太子从官，彼此知根知底，所谓“相面”不过玩笑话，更多的是基于平日接触了解而作出的客观判断。

至“八王之乱”起，王敦于乱世中左右逢缘，游刃有余，先后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又被派出担任广武将军、青州刺史。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八王之乱”最后一个登场的东海王司马越毒死痴帝司马衷，扶立怀帝司马炽，王敦先被征调担任中书监，主持朝政，后来又外放为杨州刺史。这时，潘滔再次作出判断：王敦素有“豪强之心”，将其外放江东，相当于纵虎于山林。果然，王敦从此一去不回头，奉调回朝也坚辞不就。再后来，王敦与王导同辅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东。王敦继续担任扬州刺史，并加封司马睿幕府左将军，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帮助“威名未著”的司马睿消灭了不听指挥的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了以杜弢为首的荆湘流民起义；王导则在南迁避乱的士人和土著中发举人才，广辟掾属，网罗起江东政权“百六掾”的朝臣班底。王氏兄弟“同心翼戴，以隆中兴”，也就从那时起，“王与马，共天下”广为时人传说。

皇权时代，天下只能是一家的天下，哪怕它已被五胡势力蚕食了一半。“王与马”的说法很快就让“中兴之君”司马睿非常头疼，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传说，无奈它却正成为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的现实。王敦的战功不能不犒赏，镇压荆湘流民起义后，王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江南富庶之地已尽在他的掌控之下。王敦开始在这些州县行使行政和人事调配之权，“专擅之迹渐彰”。特别是东晋“中兴”之后，王敦作为开国元勋，又官拜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虽然他假意上疏，以“贼寇未殄”、宜“并官省职”等，交还侍中貂蝉，推辞官职；但事实上，王敦此时不用任何加封，早已是“手控强兵”，“威权莫贰”。若按当年潘滔的说法，王敦至此“豺声已振”。这让元帝司马睿又怕又恨，于是开始重用刘隗、刁协等朝臣，架空王导，并以“讨胡”为名调兵遣将，防御王敦。至此，“王与马”之间的矛盾已升级为军事对峙。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讨刘隗、刁协名义起兵，顺长江而下直逼建康。元帝司马睿大怒，“亲率六军”迎战，却哪里是王敦的对手。结果，“王师败绩”，王敦率军突破都城要塞石头城防线，不去朝见，而是纵兵劫掠。满朝文武四散奔逃，堂堂元帝司马睿只得脱掉督统军队的戎装，改穿朝服，亲自到王敦帐下请和，表示可以让位给他，自己还乡重做琅琊王，以换得百姓平安。最后，元帝无条件认输，又拜王敦为丞相，进爵武昌郡公，食邑万户，派宫中执掌礼仪的高官，奏“羽葆鼓吹”的礼乐向他就拜。王敦“伪让不受”，恢复了王导司徒职位后，自己回到武昌却“多害忠良，宠树亲戚”，继续屯兵威临天下、作威作福。第二年，晋元帝司马睿郁闷而死，其长子司马绍继位，即晋明帝。

明帝司马绍接过父亲留下的烂摊子，也只好承认现实，对王敦的骄横敢怒不敢言，并按王敦的旨意，将他征召入朝，授予他“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政治待遇。传载，王敦从此“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事实上已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土皇帝。他任命其兄王含为征东将军，从弟王舒、王彬、王邃分别掌管荆州、江州、徐州，并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恆、谢雍为爪牙。沈充等人“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干尽了坏事。随后，王敦又将他所疑忌的周札、冉曾、公乘雄等杀害，其从弟豫章太守王棱见其多行不义，对他苦口婆心“日夜切谏”，竟也被他一怒之下暗害。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于天怒人怨之际身染重病，明帝司马绍看到天赐良机，发大军征讨，他的从弟司徒王导也发函一同遣责。至“敦病转笃，不能御众”，手下那些奸佞之辈又皆不善战。及王敦病死，王家军兵败如山，一溃而散。王敦之乱被平定后，经朝廷议定，应对王敦施行剖棺戮尸，“以彰元恶”。于是对“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补施刑戮，又将王敦与沈充悬首于南门之外，那些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政治清明的四方百姓，闻知“莫不称庆”。

王敦与司马皇家的武装对决中，双方多篇有关的上疏与诏命，都打出了“殄寇”、“平虏”的出师之名。其时，广大的北方地区正“五胡肆虐、民不聊生”，愍帝司马邺被匈奴所掳，国家蒙受奇耻。此时偏安于江东一隅的东晋政权，与多年后的南宋朝廷处境非常相似；但王敦身为东晋武装总帅，全无气吞敌寇的精忠报国之志，却因家族荣辱和一己贪欲起兵内哄，最终像董卓一样尸身被戮无人过问，连早先曾经利用他维护权臣地位的族亲王导，也说他是“逆节之臣”，与他划清界线。王敦在自身腐败的同时，也成了腐败政治的祭品。《晋书·王敦列传》于结尾处追述往事，说王敦早年曾“性简脱”，“口不言利，尤好清谈”，而且“学通左氏”，有品鉴之才，但“时人莫知，唯族兄戎异之”。王戎的识人之明确实超众，只可惜王敦辜负了早年这点“慧根”，终至“蜂目既露，豺声又发”，走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