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法亮：四方饷遗年百万

南齐是南朝四代中最短命的一个朝代。从479年高帝萧道成接受“禅让”立国，到502年和帝萧宝融又将国祚“禅让”给梁武帝萧衍，南齐历七主，只存在了23年，以致于到了南梁，竟轮到萧道成之孙萧子显来撰写《南齐书》。南齐朝廷继承了刘宋由寒人掌机要的传统，就连所亲幸之人也有不少是萧道成从刘宋带来的“二臣”，所以《南齐书》也不得不仿照《宋书》的体例开列“幸臣列传”，以便“继前史之末云”。其中的茹法亮自刘宋明帝初年即“结事”那时红得发紫的阮佃夫，在他的一手提携下正式出道，得了他不少真传。

茹法亮是吴兴武康（位于今浙江湖州一带）人，刘宋大明年间即当过呼为斋干扶侍的文职小吏。孝武帝末年对下吏责罚甚严，曾挑选一百八十名下层白衣吏随侍出猎，途中竟有半数受以上不遂帝意，受到鞭刑。茹法亮觉得宫里的日子难混，便找了个机会“出家得为道人”。几年后，明帝刘彧登基，茹法亮“罢道”还俗，结识了朝中新贵阮佃夫。阮佃夫因军功封了游击将军，曾与辅国将军孟次阳同参宫中禁卫，明帝末年派孟次阳担任兖州刺史，阮佃夫便借机安插茹法亮担任了兖州府典签。由于当时的州刺史已不再专任监察之职，典签也渐渐由州府的机要文书演化为朝廷钦派各地的耳目，有时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左右州府行政，茹法亮便不仅由白衣走卒晋身为外任京官，也从此变成阮佃夫一伙寒人佞幸的“自己人”。

《南齐书·幸臣列传》载：茹法亮“便辟解事，善于承奉”，是个很会来事的官场小人物。这样一个左右逢缘的年轻人自然广受待见，不久便被冠军将军萧道成调到府中，任行参军一职，给即将成为南齐王朝主宰的萧道成留下了良好印象。继而又任晋熙王刘昶所守郢州典签，兼领殿中御史之职，威权日重。此时，萧道成之子、未来的齐武帝萧赜正在父亲营中驱驰作战，萧赜奉命镇守盆城，须要故旧部下相随，茹法亮便请求担任江州典签，兼领南台御史、松滋令，成了脚踩两只船的中央特派员，很快又受到萧赜的“委信”。

公元479年，齐太祖萧道成受禅代宋称帝，改年号建元，萧赜立为太子，茹法亮随之还都建康，担任太子东宫主书，加授“奉朝请”（可参加朝会）资格，补授东宫通事舍人，成了太子手下叫得响的人物。建元四年，齐太祖驾崩，太子萧熙继位，是为齐武帝。从此，茹法亮的身价水涨船高：当年，以中通事舍人加授员外郎兼南济阴太守；次年，封为龙骧将军。第三年，武帝萧赜下旨，表彰茹法亮当年跟随在盆城时“频使衔命”，担任“内宣朝旨，外慰三军”多重职责，工作中“险阻艰难，心力俱尽”，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军民“义勇齐奋，人百其气”，应以“茅土”之封，对他的上述“忠绩”予以奖掖。茹法亮因此被封为望蔡县男，食邑三百户，转给事中，羽林监，进一步扩大了手中军政实权。

茹法亮之所以能成为南齐武帝一朝的政治暴发户，靠的不光是当初跟对了领导、押对了宝，更靠的是在朝中逢迎主上、结党营私的一套技巧。据《南史·恩幸列传》记载：武帝继位当年，茹法亮即搭上了“会稽吕文度、临海吕文显”的二吕组合，三人形成“并以奸佞谄事武帝”的鼎足之势。二吕的势力不可小视：当时，朝廷中执掌器仗兵役的制局监实际控制了军权，吕文度担任外监，从而“专制兵权”。吕文度“尤见委信”，致使领军将军的职位成了“守虚位而已”的空架子。武帝曾说：“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而吕文显也是当年齐太祖从刘宋王朝带过来的老随从，此人以办事态度严谨而颇受信任。

一段时间内，二吕与茹法亮等四人轮流执事，“叠出入爲舍人，并见亲幸”。到后来，以茹法亮为首的这四个中书舍人在朝廷内“各住一省”，他们“既总重权，势倾天下”，世人谓之“四户”。而传统的朝廷三公、九卿等重臣，此时仿佛都成了局外人，太尉王俭时常逢人感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更令太尉王俭心中忿忿的是，这四人有了权势，便广纳货贿，多受“四方饷遗”。按照晋、宋旧制，驻镇州郡地方的“宰人之官”，任期均以六年为限。发展到后来，认为六年过久，改为以三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往往不依三周之制，于是出现“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的走马灯换岗的场景。不知从何时起，还出现了上任卸任的官员都要入朝交纳“供奉”的潜规则，导致“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而又不知从何年起，收取“供奉”者，也由皇上本人，悄然扩展到了朝廷中能够影响官员命运的实权人物。作为这些潜规则的受益者，茹法亮曾在得意妄形之际“于众中语人”说：“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王俭出身老牌世族，又是当时的名士，闻此言后非常愤怒。恰逢天文异常，“玄象失度”，史官奏请“修祈禳之礼”以消除灾祸，王俭乘趁便上表：“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于是劾奏朝中四人团伙“专擅愆和”。皇上听了也觉在理，无奈涉及到的人都是他宠信的近臣，闻奏“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文武百官们也只得看着“四户”继续升官发财。

当年楚霸王项羽曾豪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出身寒门的茹法亮一伙成了暴发户后，更不懂得何为“低调”。掌握军机大权的吕文度于“大纳财贿”之余，首先将这些不义之财投向房地产，他“广开宅宇”，园中“盛起土山”，搜罗各种“奇禽怪树”等“皆聚其中”，后房嫔妃所用罗绮锦缎更是一流，其豪华富丽“王侯不能及”。吕文显也跟着“并造大宅”，在其圈地之内这里“聚山”，那里“开池”，同样忙得不亦乐乎。轮到茹法亮出手，自然更不能“丢范儿”。同是“广开宅宇”，他的斋舍更见“光丽”，标准直追武帝所住的延昌殿。同是园林造景，他的宅后有“鱼池钓台”和“土山楼馆”，还有“长廊将一里”，加上“竹林花药之美”，达到“公家（即皇家）苑囿所不能及”的程度。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孝武帝萧赜驾崩，第二年，南齐皇位三易其手，最终被太祖萧道成之侄萧鸾篡夺。齐明帝萧鸾即位后实施大换血，“高、武旧人鲜有存者”，茹法亮等只是掌典机要的事务性官员，“故不见疑”，又沾了“船小好调头”的光，得以“位任如故”。直到五年后萧鸾之子东昏侯萧宝卷继位，茹法亮被改任大司农，才告别了多年来赖以牟利无数的“中书权利之职”，依依不舍地“垂涕而出”，最终“卒官”死于任上。

无论是东汉末年的宦官，还是南朝宋齐的恩幸，原本卑微的小人物兴风作浪，靠的大都是结伙的力量。为了得到宠信和地位，茹法亮和他的恩师阮佃夫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正所谓“单个忽悠不如组团忽悠”，至今，在某些领导者周围，也时常见到众人附庸邀宠的场面。但“同而不和”是小人的死穴，如果消除了人治集权，邀宠无利可图，庸俗的阵线自会瓦解。其实，在早已走出封建时代的今日，认识并做到这一点，本不应该有任何困难。